曾國藩歷任高官一生積累“養老錢” 不到兩萬兩白銀
曾國藩的功業道德文章,世所矚目,堪稱晚清第一重臣。坊間關於他的研究可謂俯拾皆是,但可惜能兼得嚴肅與趣味者甚少。近日讀到的《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作者張宏傑從曾國藩的日記、書信等材料入手,替他仔細盤算了一番工資收入、人情往來、日常花銷等情況,進而鈎沉出曾國藩鮮為人知的一面,獲得了一個觀察晚清社會的特殊視角。
這中間最讓我驚訝,也可能是最鮮為人知的一面是:原來曾國藩很窮!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曾國藩居京經濟生活的主旋律。因為“胸中無學手無錢”,連僕人都敢鄙視他,捲鋪蓋另尋高枝。雖然中了進士,但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着半野人的生活,二舅也是貧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沒能沾到外甥一點好處。
為何做京官的曾國藩這樣窮?據張宏傑的分析,這與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關係。在京做官十三年,雖然曾國藩屢經升遷,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兩白銀,高也不過四五百兩。這點銀子,要養全家大大小小十幾口人,還得養車租房、交際應酬,根本不夠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後欽點刑部主事,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持當京官的花銷,竟一度不想就任!
許多京官為了彌補赤字,只能靠家族資助,或者放下身段,厚着臉皮“打秋風”,交結地方大員收受“碳敬”、“冰敬”,甚至以權謀私,包攬詞訟,干預公事。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如此窮困拮据,曾國藩依然能保持清節,剋制“利慾”,立下了“學作聖人”“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的誓言。
據張宏傑在另一本著作《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為方面大員以後,曾國藩也並沒有像民間傳説的那樣暴富。在湘軍時期,他作為湘軍最高統帥,帶兵十二年,擁有絕對的財政權,先後支出軍費三千五百萬兩左右。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很輕鬆就能積累百萬資財實。但實際上,他並沒有上下其手,發財致富。雖然,此後又歷任兩江總督等要職,但終其一生,所積的“養老錢”也不到兩萬兩白銀——這是一個相當小的數目,可堪對照的是李鴻章的存款:八百萬兩白銀。
這一點在今天讀起來尤讓人感佩。這幾年,隨着反腐的日漸深入,改革公務員薪酬制度、高薪養廉的議論時有耳聞。實事求是地説,以今天公務員的正常收入,要想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國藩那樣窮困拮据。但收入少並這不能成為可以肆意弄權貪腐的理由。最起碼,在曾國藩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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