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張居正新政為何最終被萬曆皇帝所廢除?
明萬曆初年的張居正,是載譽青史的改革家,在十年首輔任內,扶持十歲幼帝推行新政,把混亂衰敗的明朝治理得國富民安,史稱“救時宰相”。然而,張居正死後一年,萬曆皇帝變卦,保守勢力復辟。張家被削奪抄沒,滿門罹難,十年改革毀於一旦。歷史何以如此荒唐,張居正新政何以失敗?最近讀到《改革家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似乎找到了某種明確的答案。對此,作者是從下述幾個方面加以分析的。
帝王本性
張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萬曆皇帝。他老子隆慶皇帝撒手西去時留給十歲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財政,紛爭不已的內閣。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權委託張居正輔政,囑他代行父母之教。如此,內有忠心耿耿的太監馮保,外有精幹強勢的首輔張居正,神宗才得以穩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萬曆八年神宗十八歲親政,張居正上疏乞休。神宗頒手敕説:張先生待輔政到三十歲,再作商量。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間,政理修明,勛績顯著,簡在朕心。”他對張居正似乎是十分滿意的。張居正也認為“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他對皇帝也是充滿信心的。這般親密的師生關係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仇?論者或以為這是神宗個人品性,或以為神宗受反對派慫恿,或以為張居正功高震主,這都不無道理,但未能觸及根源。真正原因是,絕對權力造就的絕對私有,絕對不容他人分享。即使是扶危救時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裏也不過是召之即用,用完即棄的奴才。神宗年幼時,尚意識不到權力的作用,自有一種少年真情。隨着年齡增長,至上的皇權刺激他追求享樂的慾望。他既垂涎太監馮保聚斂的家財,又忌恨帝師兼首輔張居正的勸諫約束,貪婪殘暴的帝王本性終使兒時真情泯滅。皇權面臨社會危機時,為保全統治化解危機,可能支持改革,約束貪慾。一旦改革成功,危機緩解,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約束,廢除改革。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廢法的皇權專制時代,政以人舉也能人亡政息,這是必然的結局。
臣子的君主觀
張居正對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聖君”。他身後之敗,不僅是新政之敗,更是他君主觀的破滅。張居正以法儒並用治世,在君主觀上則深受道家影響。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論》,以道家學説深化儒家的民貴君輕論,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貫穿其中。他為小皇帝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鑑圖説》,教導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讀經,行仁政;勵行君德,感化罪人;帶頭執法方能以法馭下;帝王奢儉,關乎天下興亡;等等。在乾綱獨斷的皇權專制主義時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論,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論,勢必觸動一人定乾坤的皇權專制;君主自律還是他律,實質上是人治與法治。張居正試圖從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徑,即從道德制約皇權轉為以法律制約皇權的途徑尋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廂情願、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當年神宗是個不理事的小孩,對於身兼首輔和嚴師的張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聽計從。張居正實際上是代行皇帝權力的王朝最高決策人。神宗一旦親政,便如脱韁野馬,從一個乖巧的小孩,變成為所欲為的昏暴貪穢的帝王。趙翼在《廿二史雜記》中説:“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實在是説對了。即使是最優越的教育,最嚴格的自律約束,也無法改變皇權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張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觀念,卻醉心於君主教育,嘔心瀝血造就的“聖主”,竟是一代亡國暴君。張居正連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國?
“法祖”妥協
張居正改革之時,主少國疑,人有侮心,需要藉助祖先威勢推動改革。“法祖”成為他凝聚民意的資源,震懾羣臣的法寶。本質上是按照舊規章,繪製新藍圖,在修明國初法制基礎上,改進某些規制,調解矛盾,緩解危機,推行一場觸動不深的社會改良運動。它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得到民眾全力支持,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強權貴。在違法成風,貪腐遍地,盤根錯節,上下皆然,整個統治肢體潰爛之際,執政者豈能以法責眾而不為隱忍姑息?正如王夫之所説:“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張居正的姑息隱忍乃至妥協是制度性的內在痼疾,而不以他個人剛強性格為轉移。對豪強、權貴、官吏貪賄違法劣行處置的虎頭蛇尾,只會刺激他們潛滋暗長的仇恨,一朝反撲,反遭其害。
用人失誤
一切專制者都奉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條,張居正也是這樣。他的兼聽則明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內,超出此限就與一切獨裁者一樣,封殺一切不同的聲音。張居正當政前,曾鼎力支持海瑞打擊豪強,主政後卻把耿直不馴的海瑞閒置一邊,不予重用。張居正確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他的改革能取得很大成就,就在於他周圍有一批得心應手的人才。但所用多為分領吏、禮、户、工、兵部的技術人才,而非政治家。他身邊的兩個副手張四維、申時行,是居六部之上的內閣重臣,主導政務的政治家,他卻一個也沒有看準。兩人一個是兩面派,一個是偽君子。在張居正死後,兩人相繼掌權,立即轉向,自毀長城,使新政一敗塗地。當時的一半官員都能洞察這兩人的居心,而張居正這樣精明的政治家卻未能看清身邊的投機者。
思想專制
國子監祭酒王錫爵説:“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昧於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身為知識界的領軍人物,王錫爵最能感知張居正對知識界思想統治的嚴酷。張居正的“昧於知人”,恰是他在思想領域實行專制的必然結果。張居正以強力集權推行政治、經濟改革,步步取勝。但當他把集權擴大到學術領域,整肅學風,鉗制思想,排斥異端,便引發種種惡果。
明中葉,王(陽明)學興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惡,天理存於人心的見解,把是非善惡歸結為人心的靈覺,人人都可以通過自省成為聖賢。它在客觀上有力地衝擊傳統的偶像崇拜,動搖人們對孔孟程朱的信仰,各種學説應運而生。文人在書院中講學、發表政見、抨擊時弊成為時尚,這對於專制集權的朝廷,無異於離心之力。萬曆八年,張居正以嚴令拆毀天下書院,禁止講學,消弭閒言浮議,實行思想一統。文人為我所用者即是人才,否則即予淘汰,這是一切文化專制主義的慣用伎倆。其結果,是為投機鑽營之徒、拍馬奉迎之輩大開方便之門,而使正直耿介之士遠避官場翰苑,靜觀明朝走向末路。
張居正的改革之火,為衰朽破敗的明王朝贏得一度迴光返照,説他是“救時宰相”不幸而言中: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歷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的改革新政,而是斷送這改革新政的皇權專制主義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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