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員難退休 70歲高齡仍要赴邊疆任職
我國古代文獻有“七十曰老”的説法,宋代官員致仕(即退休)即以70歲為限,比起如今的60歲,年限可謂很寬鬆。但70歲退休並非絕對。北宋時期,一些“邦國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寵的官員雖到了70歲,卻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原來,宋代致仕制度還規定:官員退休時,須先向朝廷遞呈申請,獲准後方可解職。個別元老大臣不受70歲年齡的限制。凡因病退休而後痊癒者、提前退休者、正常退休者,在朝廷需要時都可再度入仕,稱為“落致仕”(類似今天的退休返聘)。這樣,有一些被皇帝倚重的老臣可能多次請求致仕而不被批准,而一些特定時期致仕的“重臣”會被再次授予要職。
這些老年官員中不乏老當益壯者。北宋朝宰相最高壽者當推文彥博(1006—1097),享91歲。他是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重臣,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神宗末年(1083年)文彥博已經獲准退休,在洛陽準備要安度晚年。哲宗即位初(1086年),當政的司馬光看重“宿德元老”文彥博的才能與威望,極力推薦。就這樣,已過80歲高齡的文彥博“落致仕”,被授予“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再擔大任。他思維敏捷、處理政務井井有條,時人評價他“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真宗朝的老將範延召(927—1001)更是勇猛不減當年。鹹平二年(999年),北部邊防吃緊,契丹人南下來犯,73歲的範延召毅然隨駕北征,“與(契丹敵兵)戰瀛洲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仁宗朝老將王德用(977—1056)熟知軍中情偽,善於恩撫屬下,“多得士心”。他名震邊塞,為契丹(遼國)所忌。至和元年(1054年),78歲高齡的王德用“落致仕”,被授予樞密使重職,督察全國軍務。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使者來訪,稱讚宋廷“以公(王德用)典樞密而用富公(富弼)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這些年過70仍被朝廷重用的官員,其經驗智慧被視為國家的財富。鑑於不能忽視的年齡與健康因素,君主們常常對這些老臣加以特殊禮遇。如:前文已提及的文彥博,元祐元年(1086年)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已是81歲高齡,被特許“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後來又改為“十日一赴都堂,一月一赴經筵”,能保證機要政務參與決策即可。兩朝重臣呂公著元祐三年(1088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時,也已是71歲高齡,被特許“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出入都勿拘時;常行文書免籤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等。樞密使張昇70歲時“請老”(申請退休),英宗極力挽留,聲稱“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特許他“五日一至樞密院”,還免除其覲見皇帝時複雜的禮節“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等。
人老不講筋骨為能,是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70歲高齡的老人身處政府要職,常常要面對那麼多的繁劇事務,要想都處理得當也真是勉為其難。仁宗朝老臣陳堯佐拜相時已是75歲高齡,在這個“佐天下,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重任上實在是有些力不從心。加上同時拜相的王隨(已65歲)正“屬疾在告”(請假在家養病),導致政務積壓,“事多不舉”,時人譏諷“中書番(宰相議事機構)為養病坊”,最終兩人均被解職。接替他們職務的張士遜是第三次拜相,也已是75歲高齡。與前兩次經歷相比,這時的他年事已高卻又偏逢多事之秋。當時,政府決意精簡輦官為禁軍,輦官們不滿,紛紛攜家人在京城喧訴抗議,“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幸好只是受了驚嚇,沒太傷着筋骨,皇帝特許他“五日一朝”。可是諫官們不放過他,紛紛上書,彈劾他“無所建明”“政府豈養病之地邪”等等。張士遜坐立不安,決意退出政壇,連續七次上書“請老”,最終獲准退休,在家安度晚年,享86歲高齡。
可憐一些“耆德”老臣,被皇帝所倚重、累請致仕而不得,終日被機要政務纏身,勞心勞力而“卒於任”。兩朝元老向敏中(949—1020)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退休)”,72歲死於宰相任上。哲宗初年,老臣孫固(1016—1090)屢請致仕,太皇太后誠意挽留“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孫固得此知遇之恩,不便再提致仕之請,只得“強起視事”,又忙碌了兩三年,75歲死於任上。宋神宗在位期間,重視守邊大臣的挑選,老臣孫沔被授予邊地重職,可憐已71歲高齡的他,終因年老力衰受不了遠途跋涉之苦而死於赴任途中。
孔子曾説:“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70歲的老人已經完全成熟了,進入了人生的又一個高級階段,多年積累的經驗堪為後輩推崇,一些關鍵問題的諮詢是必要的;同時,“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又是一個超脱物慾、名利追逐的階段,迴歸自我,頤養天年。而二者的協調是不容易把握的,北宋老年官員們的榮耀與尷尬正説明了上述兩點,給後人以思考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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