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會議的過程簡介 西漢鹽鐵會議的主要內容
鹽鐵之議,又稱鹽鐵會議,是漢昭帝時,霍光組織召開的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其本質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漢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為《鹽鐵論》。
會議流程
召集人員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議“行文帝時期政策,提倡節儉、對民寬和”,霍光采納,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二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
開始時間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達京師的賢良文學(賢良方正所選拔出的人才),商議罷黜鹽、鐵、酒等專營政策,會議在京師隆重召開。
結束時間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會議結束,歷時五個多月。
與會人員
政府官員: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發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發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發言十九次,丞相史發言十五次。
民間人士:賢良、文學,即“賢良方正”,共六十餘人。賢良是已經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們都不是國家的官吏,而屬於民間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魯國萬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賢良文學也是經過一定挑選的,並不是每個郡平均出人。
中間方:丞相田千秋,他發言不多,只是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講一些折中調解的話。
爭論焦點
鹽鐵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在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對鹽鐵官營等財政措施進行了全盤否定,並進而攻擊漢武帝時期的內外政策;作為這些財政措施的經辦人,桑弘羊堅決捍衞漢武帝的內外政策,不僅就鹽鐵等政策的存廢與賢良文學展開了激烈論辯,而且充分肯定了諸如抗擊匈奴、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抑摧豪強和農商並舉政策的作用。此外,還涉及農業的基本政策,對社會現狀的估計和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與今的關係等問題,這次會議已成為漢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會議。
經濟政策
賢良文學全盤否定官營政策,指責鹽鐵官營、均輸、酒榷等“與民爭利”,並導致民風敗化,把鹽鐵等官營視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張讓農民從事本業(農業),抑制末業(商業),即重農抑商。其本質則是抑制官商,即反對官營。他們認為鹽鐵官營之後,只注重產量,質量差,價格高,生產的農具多大而不適用;同時還存在不準挑選、購買不便、強買強賣和強迫農民服役等問題。均輸法推行後,均輸官徵收當地沒有的物品,採取欺詐手段,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給農民造成了更大的負擔和痛苦。平推法的施行,導致物價上漲,出現營私舞弊、官商勾結甚至囤積居奇的現象。
桑弘羊承認鹽鐵等官營事業,由於一些地方官不按國家規定的辦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駁了賢良文學們全盤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平準,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且可濟民救災,有益於農民。如果政府不實施官營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農民的賦税,反而更會加重農民的負擔。
對外政策
對匈奴的政策上,賢良文學反對向匈奴用武力,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他們認為,匈奴遠處漠北,對其侵擾活動,主要應用德化,多給他們點財物,與他們和親,搞好雙方的關係。他們認為漢武帝對匈奴進行的幾次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幾個好事之臣,故意誇大敵情,欺騙了漢武帝,挑起了戰禍。這幾次戰爭沒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漢國勢的衰弱,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
桑弘羊則主戰,堅決反對和親。他認為匈奴反覆無信,屢次破壞和親,侵擾邊境,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強調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是成功的,擊敗了匈奴的大軍,保衞了國家邊境的安寧,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將會流傳千古。
治國理念
對西漢獨尊儒術後的統治政策,漢宣帝做過一個經典概括:“霸王道雜之”,具體做法就是德刑並用,理論淵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結合,以儒學為主題,法家思想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吸收墨家道家和陰陽家等的思想。武帝獨尊儒術後,為了達到恩威並用雙管齊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雜之”的政策。
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説,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特別是漢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張湯、王温舒等人,連法律也不顧,隨意諂害無辜的羣眾,動不動就一人犯罪,株連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動亂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學説作為指導思想,主張法治,堅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別推崇嚴刑峻法的作用。他認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勵行法治,讓他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針對賢良文學對一些酷吏的指責,他認為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對犯法者雷厲風行地加以處決,毫不手軟,所以在他們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績。
義利之爭
關於重義與重利導向的爭論關係着對經濟活動如何引導,決定着統治者的策略取向。賢良文學以儒家為旗幟,主張人性善良,不能只講利,還必須有義的約束。堅持崇尚仁義才是真正的治國之本。桑弘羊是以法家為代表的功利主義者,主張重利輕義,認為人性自私,趨利避害,重利是加強中央集權、抗擊匈奴和賑濟災荒的需要,並明確指出財富是仁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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