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個好皇帝嗎?如何客觀評價宋仁宗
宋仁宗是個好皇帝嗎?如何客觀評價宋仁宗
宋仁宗趙禎(zhào zhēn)(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親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慶國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進中書令,二年(1018年)進封升王。九月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駕崩,仁宗即帝位,時年13歲,1023年改元天聖。1063年駕崩於汴梁皇宮,享年54歲。
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繼帝位,年僅13歲。初由太后劉娥垂簾聽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開始親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間曾多次更改年號,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剛剛即位以後改年號天聖,後來改年號明道,劉太后死後,宋仁宗又改年號為景佑,之後又先後改年後為: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峯。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仁宗皇帝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相對於“私交子”而言)。
善於納諫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願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7名言官與仁宗理論,仁宗生氣地説:“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氣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仁宗回到後宮後,對張貴妃説:“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以上兩例,表現出這位帝王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這在封建時代,也算是很難得的了。因此,以往歷史學家們稱譽他為“守成賢主”。
仁宗的善於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實在是政治清明的產物而非其他,因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產生的政治環境 。不管是遭到反脣相譏,還是被噴上一臉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認為這樣會龍威盡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時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復,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
一個懼怕大臣的皇帝,一般來説是會贏得他的人民的熱愛的,這個王朝的天也會比較清亮。
仁宗一朝不僅出現了包拯,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而仁宗慶曆初年實施的“慶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場社會改革,更為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過了考試。但在仁宗看來,他不適合做官,還是填詞的好,就給劃掉了。宋仁宗説:“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於是反脣相譏,説自己是“奉旨填詞”。譏諷仁宗的柳永不但沒被殺頭,填詞也沒受影響,且填得更加放肆,這就非同尋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氣,還“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儀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風采,天下百姓都擁戴宋仁宗。)
駕崩去世
仁宗駕崩的消息傳出後,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裏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仁政”,一直是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諡號或冠以“仁”。儘管沒有多少人喜歡當戰爭的犧牲品,但人們總願意記住那些會打仗的皇帝,而忘卻仁宗這樣以“仁”治國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間西夏對宋發動戰事,雙方損失都很大。最終達成和議,西夏對宋稱臣,宋“歲賜”西夏以銀、絹、茶。宋中期土地兼併及宂宮、宂兵、宂費現象日益嚴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進行改革,但最終失敗。
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説:“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説:“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
此後,遼國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政治
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開序目——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對勢力龐大,難以推動,一年四個月後便宣佈中止。仁宗一朝對外雖無重大戰爭,對內亦無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儉仁恕,百司曾奏清擴大苑林,宋仁宗説:“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宋仁宗去世後,就連訃告送到遼國時,竟“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史載遼道宗“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軍事
仁宗即位時,由劉太后垂簾聽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聽政十一年後病卒,仁宗始親政。
在位期間最主要的軍事衝突在於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後改變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國策,展開宋夏戰爭,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戰宋軍先勝後敗,韓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戰後被貶。到定川之戰,西夏分兵欲直搗關中的西夏軍遭宋朝原州(今甘肅鎮原)知州景泰的頑強阻擊,全軍覆滅,西夏攻佔關中的戰略目標就此破滅。西夏因連年征戰國力難支,最後兩國和談:夏向宋稱臣,宋每年賜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史稱“慶曆和議”,取得了近半世紀的和平。
遼興宗時以蕭惠陳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與遼國協議,其嚴詞強硬,博徵旁引使國威大振,打破遼國索要後周時期柴榮奪取的三關之地,以增加歲幣為條件,維持澶淵之盟的和平協議,史稱重熙增幣。
但需注意歲幣支出對宋而言並非沉重負擔,比起選擇戰爭的軍費,歲幣開支無足輕重。寶元元年,陝西出支為1551萬;寶元二年展開宋夏戰爭後,慶曆二年陝西出支為3363萬,幾近赤字。遼國失去南下劫掠的經濟誘因,也是遼宋能維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儂智高反宋,軍隊席捲廣西、廣東各地。仁宗任用狄青、餘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襲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歸仁鋪之戰。遁走,後不知去向。
經濟
仁宗執政時期,由於長期的和平,宋朝經濟快速發展,並出現交子。仁宗時宂兵特別嚴重,全國軍隊總計125萬9千人,佔賦税十分之七。真宗與仁宗兩朝土地兼併更嚴重,公卿大臣大都佔地千頃以上。仁宗晚年,“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後“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間,曾多次關心圖書館文化事業。景祐中,鑑於三館祕閣藏書多謬亂不全,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人進行編次和整理,於慶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總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錄。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詔:建隆初,三館聚書,僅止萬卷。然而今祕府所藏,比唐開元舊錄,遺逸尚多,宜開購賞科,以廣獻書之路。規定每獻1卷館閣所缺之書,賞丈絹1匹,及獻500卷,特與文資。次年閏月,又下詔搜訪遺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仕職官者以聞。“當年,就有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人,響應號召獻書,並命其分置於各書府,欽賜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獎勵。又下令編撰《嘉祐搜訪闕書錄》1卷,作為搜訪依據。
慶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韓琦、范仲淹以拒西夏。並試圖進行改革,但在反對派的攻擊下,不久廢罷。
人物成就
宋仁宗趙禎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沒有太大的作為。但宋仁宗在位時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和而不同”的慶曆士風得以涵詠和張揚,宋仁宗與他的士大夫合作者們共建了和諧的人文社會,為北宋的“極盛”時代的到來。做出了重要貢獻。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在宋代,讚美、歌頌仁宗的人有很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這樣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反面
王夫之評論宋仁宗的“無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後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譯: 據王夫之所論,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衝偶乘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於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讓下面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結果什麼事也辦不成。
王夫之所説是切合實際的。當時,臣僚們都知道仁宗這個脾氣,所以蔡襄曾説他“寬仁少斷’’。在慶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説。……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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