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那些事 清代京官如何解決住房問題
關於住房問題,不但現代人煩惱,古代人也煩惱。古代官員人事調動的頻率頗高,每日“上班”沒有個住的地方怎麼行?就算買房,調一次買一套也不實際。因此,古代人也喜歡“租房”。但是這怎麼租,在哪裏租?這是一個問題。
清代京官在住房問題上不享有補貼。除了個別人享有皇帝的賜第外,京官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購。二是租房。清代實行滿漢分居,滿族京官多定居於北京內城,漢族京官基本上都居於外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擁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間,崑山人徐乾學顯貴一時,在宣南購買和自建了多處房產。乾隆年間官至禮部尚書的浙江富陽人董邦達,在米市衚衕擁有一套很大的房產,地宅寬大,花園“花木競秀,丘壑多姿”。然而這種情況在漢族京官中較為少見。因為北京地價昂貴,一般外地來京的京官很難有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
租房更適合大多數漢族京官的生活狀況。因為京官流動性很大,不斷有人升轉外放,或年邁返籍;又經常有父母去世、須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數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會館和民居房屋常年專事出租。從供需兩方面來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選擇。
京官租房的第一個特點是要求住宅表面的體面。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樣的四合院,講求寬敞氣派。如果條件許可,帶有花園的宅子最受歡迎。稍晚於曾國藩的李慈銘在京做官期間,租居位於保安寺街已故閩浙總督舊邸,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花木葱鬱。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京官租房的第二個特點是週轉率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三年一度的會試,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週期性的流動。與此同時,隨着仕途遷轉,官員經常更換辦公地點,收入水平也會隨官位升遷而升高,因此對住房的要求也發生變化。這在清代京官的詩句中屢有反映。康熙年間的大學士陳廷敬曾説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間的錢大昕則説:“客居燕台兩寒暑,有似澤雉遊樊籠。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蹤跡風轉蓬。”嘉慶進士、後來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的祁寯藻亦説:“自我官京師,十年四徙宅。”這些詩句皆是寫實,比如錢大昕於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開始寓神仙衚衕。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1754),又移寓橫街。此後還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處住過。這種情形正如他在詩中所形容的那樣:“勞如車軸無停轉,拙比林鳩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個特點是集中於宣南即宣武門外地區,特別是宣武門外大街兩側以及菜市口的南部。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設在正陽門內。宣武門外離正陽門不遠,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進京,通常的路線是由盧溝橋入廣安門,故落腳宣南最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廣人稀,又有樹有水,風景不惡,許多明代顯宦在此遺有別業,可供京官租用。同時又有陶然亭、窯台以及歷代遺留的古剎名寺等吟詠集會勝地,很對文人習氣嚴重的京官們的胃口。故夏仁虎《舊京瑣記》説:“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着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説。”四是傳統時代官員多迷信,選擇住房時多講究風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位於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衚衕(解放後名菜市口衚衕),居然住過清代史上三十餘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等都曾寓居於此,晚清這裏更是名人薈萃:同治的帝師、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住過菜市口衚衕7-11號;左宗棠住過16號;龔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衚衕“休寧會館”住過;“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住在29號;蔡元培於光緒年間任翰林院編修時也住過菜市口衚衕……
這麼多人選擇這裏,是因為人們傳説這裏是北京最有“旺氣”、最能出主考的衚衕。劉光第在家書中解釋説:“第於五月廿八日移寓繩匠衚衕南頭路西。此衚衕系京師最有旺氣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多,此係地脈所管,街背南半截衚衕次之)。第與同司主稿正郎湯伯温(名似瑄,江南人)同齋另院而共一大門。宅正對門則揮顏彬(廣東正主考),宅斜對門則孔樣霖(雲南主考);宅左(隔兩三齋門)則戴北春(陝西正主考);宅後(隔一齋門)則(李)文田(江南正主考)。蓋氣旺則無事不旺也。”不過劉光第搬到這裏卻並未能幫助他成為主考。
古代人租房其實也和現代人無異,要考慮租金,交通,環境等等。目的是為了“上班”方便。這百年光景,困擾中國人的住房問題仍舊在繼續,過去租房子,現在也租房子。只是想到從前,我們都曾和古人考慮同樣的問題,做同樣的事情感到頗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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