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也幹糊塗事 唐太宗製造“四大冤案”為哪般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稱作“千古一帝”,除了他抵抗外來侵略、拓展中華版圖、促進民族融合、開創盛世局面的豐功偉績外,還在於他實行了“慎刑寬法”的清明政治。李世民在位期間,朝廷每處決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並把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以免出現冤假錯案;他還一再告誡大臣們説:“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從貞觀六年,他讓近四百名死囚犯回家過年的創舉,就可以領略到他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人文的關懷。
對犯人如此,對開國功臣和社稷重臣更應當珍惜呵護,但李世民卻多次製造冤假錯案,讓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賢能之士遭受無妄之災。盛彥師的無辜被戮,李君羨的因讒而死,張亮的受賺殞命,劉洎的失言遭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這四起人命關天的案件中,李世民既沒有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更沒有遵循“三覆五奏”的程序,就草草地下達了死刑命令。這不僅使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多了一大污點,也讓後人感到莫可名狀的疑惑。
盛彥師是員武將,從剿滅李密、平定王世充的兩次漂亮戰役中,可以看得出他在軍事指揮方面是位奇才。但如果讓他當勸降的説客,可就是門外漢了。徐圓朗叛亂時,李世民有意選派盛彥師為安撫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讓徐圓朗束手就擒,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彥師話還沒説上兩句,就被徐圓朗活捉。據《舊唐書·盛彥師傳》記載:盛彥師被俘後,面對徐圓朗的威逼利誘,始終大義凜然,表現出了對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盛彥師落入敵手,有辱使命,罪過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準,用人不當,其罪更甚。李世民賜死盛彥師,如果説是為了發泄對盛彥師的不滿,倒不如説是為了推脱自身責任,掩蓋自身失誤。
如果説盛彥師被賜死,有其自身過錯的因素,那麼李君羨的死就更不可思議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讖語,一道無中生有的讒言,就輕鬆地讓久經沙場、赫赫戰功的李君羨斷送了性命。據《舊唐書·李君羨傳》記載:貞觀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讖語,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對大臣們的猜疑。當他得知李君羨小名叫“五娘子”,其“武連郡公、左武衞將軍、玄武門守將”等一系列封號官職中皆帶有“武”字,正好與“女主武王”暗合時,李君羨的黴運便接踵而至。先是被皇帝“深惡之”,接着被調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彈劾“與妖道密謀勾結,欲行不軌”,最後李世民連審都不審,就下詔“君羨坐誅,籍沒其家。”厄運來得如此迅速,如此連貫,恐怕李君羨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麼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書張亮被殺的罪名是“謀反”。因為老家鄭州滎陽被人傳言是“形勝之地,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因為有人發現了“有弓長之君當別都”的圖讖,因為私下裏與幾個江湖術士談論了這些敏感話題,因為老婆喜歡巫術進而干預政事對他的負面影響,使這位農民出身的凌煙閣功臣成員,很快就被推上了被誣告的風口浪尖。謀反,是皇帝最不願意聽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無論是空穴來風還是風吹草動,除之而後快。正當李世民因為找不到過硬的證據而焦頭爛額的時候,突然又聽到張亮私下裏畜養五百壯士為義子的事兒,這是讓李世民極其憤恨的,雖然其“反形未具”,但總算是一個現成的把柄。於是,李世民就來了個主觀推斷,對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舊唐書·張亮傳》)於是,這位當年為了輔佐李世民爭奪帝位的死黨,這位剛剛從高麗戰場返回長安的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這位臨死前還在苦苦哀求寬大處理的刑部尚書,被“下詔處斬,籍沒其家”。
能夠得到李世民高度評價的人不多,除了“鏡子”魏徵,就應該是“性最堅貞”的劉洎了。劉洎因為忠於職守,敢於直諫,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遠征高麗時,才把輔佐太子監國的重任放心地交給他。貞觀十九年,遠征高麗歸來的太宗,聽信了褚遂良讒言,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情況上,草率地把劉洎給殺了。據《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出征高麗時得了“癰疽”,劉洎聽到消息後,憂心忡忡,曾和同僚們説了八個字:“疾勢如此,聖躬可憂!”這本是一句憂國憂君的肺腑之言,但被進饞者傳到唐太宗的耳朵裏,卻完全變了味:“(劉)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宮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謀反”,就是“傳位”了。在太子人選上,太宗可以説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思,立了廢,廢了立,搖擺不定。進讒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問題上大肆進饞,皇帝因此才會失去理智,龍顏震怒,二話不説,即刻下詔:“(劉)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對於這樁冤案,司馬光在記述時直出其為“或譖於上”字,以表明是有人説壞話誣陷劉洎。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疑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甚至連尉遲敬德、房玄齡這樣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倖免。李世民是一位賢明的皇帝,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看來,沒有什麼能比政局穩定更為重要。平庸之才犯了錯誤,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過,但位高權重的臣屬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點點捕風捉影的風吹草動,只要有可能威脅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會興師動眾,殺氣騰騰。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後期,隨着“隋亡為戒”歷史教訓的逐漸淡忘,隨着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出來。皇帝高深莫測,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遊戲中,皇帝始終是贏家。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後,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麼,他説:“非勛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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