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細菌戰致死超6萬 220萬浙江農民淪為難民
掃蕩天目山:燒殺劫掠
除了正面戰場,日軍也對抗日根據地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的“大掃蕩”。
在浙江,自杭州淪陷後,天目山的戰略地位凸顯重要。這裏千溝萬壑,地勢險要,日軍無力佔領,成為牽制滬杭寧之敵、堅持抗日戰爭、保衞浙西和皖南的戰略要地。而日本也在該地區發起了數次掃蕩,規模較大的發生在1940年10月。
當年10月6日,2萬餘日軍對天目山地區發動了稱為“江南作戰”的大掃蕩。由於國民政府未進行積極抵杭,日軍僅在半個月的時間裏,便橫掃天目山南北的餘杭、臨安、新登、桐廬、富陽、諸暨、紹興、武康、孝豐、安吉、長興等十幾座城市。日軍瘋狂地燒殺、姦淫和擄掠,給淪陷區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難。
浙江省檔案館館藏民國檔案記載:“敵偽竄入紹城後,即強迫商店開門營業,乘機搶劫財物。在退卻之前,縱火焚燒縣政府、警察局、地方法院、縣黨部、縣農民銀行、大陸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及商業銀行,並由水澄橋起至大善寺止之城區最熱鬧大街,均成一片瓦礫。其未及縱燒之機關商店以及私人住宅,由敵偽軍搜索財物,裝載大船數十隻向蕭山運輸,並指使地痞流氓及無知愚民搬劫一空,損失約在千萬以上。其他姦淫慘殺之事,不勝枚舉。其他柯橋、南池、臨浦三區,亦遭浩劫,詳情尚在調查中。”
超6萬浙江人死於日軍細菌
抗戰時期,浙江還是遭受日軍細菌戰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從1939年六七月份,蕭山、紹興就受到細菌武器的攻擊,一直到抗戰勝利,細菌疫魔一直在浙江廣大地區肆虐。
日軍731部隊和榮字1644部隊是在浙江進行細菌武器攻擊的主力。全省有8個市,約30個縣受到細菌武器的攻擊。據不完全統計,鼠疫、炭疽、霍亂、傷寒、白喉、痢疾等細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數超6萬人,受傷達數十萬人。
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還破壞了浙江近代以來所積累的現代化建設基礎。同時,日本佔領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將浙江的資源用於其侵略戰爭,對浙江人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盤剝,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
從浙江省檔案館民國檔案可以看出,當日軍完全佔領浙北地區的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後,便着手開始對這一地區工商業野蠻的掠奪與摧殘,錢塘江以北地區的工商業遭到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此後日軍發動了寧紹戰役、浙贛戰役,浙江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到浙東、浙西南地區,這裏原有的工業基礎同樣遭到了巨大破壞。
佔領艮山門外發電廠掠奪象山氟礦石
戰時浙江工業損失的第一種類型是由於日軍的軍事進攻,一部分原有的工業因工廠或機械被毀等原因失去生產能力,從而造成了損失。
戰前浙江的電力工業有110餘家,抗戰期間損失慘重,如嘉興永明電氣公司事務所的房屋毀於戰火,杭州電氣公司在中國軍隊退出杭城時曾將閘口新發電廠內的機器自動破壞了一部分,以防資敵。
戰時浙江工業損失的第二種類型是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採取了直接的掠奪,其中主要是對各地所存物資和工礦原料的掠奪。
日本鑑於國內資源貧乏,十分重視佔領區工礦資源的掠奪。浙江的氟石資源特別豐富,戰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軍發動寧紹戰役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奪取氟石資源(注:氟石主要用作冶鐵和冶鋁的熔劑,也用作陶瓷原料和光學儀器等)。象山境內的茅洋氟礦是一個老礦,在日軍佔領茅洋的4年裏,從茅洋挖走的氟礦石估計有10萬噸,其中有5萬噸經石浦港運往日本,還有5萬噸因運石船“興丸”號於1945年4月2日被盟軍飛機擊沉而未運出。
戰爭期間浙江工業損失的第三種類型是日軍通過多種手段利用原有工業基礎服務其侵略戰爭。
日軍入侵浙江後,為了維持長期佔領的需要,設法利用原有的工業設備,為其侵略戰爭服務。日軍入侵杭州後,將艮山門外的舊發電廠修理後於1939年1月恢復發電,各項營業均有日軍嚴密監視。為了全面控制京滬杭一帶的電力工業,1938年6月,日本佔領當局還成立了華中水電有限公司,一度統治該地區的電氣水道事業。
屠殺奴役農民浙江農業凋敝
抗戰爆發前,浙江雖然具備了現代工業起步的若干條件,但就全省人口從業狀況來看,絕大多數從事傳統農業,農村經濟仍然比較落後。浙江的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此外便是小麥、大麥、豆類、玉米、番薯等雜糧。杭嘉湖地區的農民除農業收入外,便依賴桑蠶業,沿海各縣則多依賴漁業。
由於戰前浙江的農村經濟本身就比較脆弱,因此戰爭對浙江農村經濟的破壞簡直就是雪上加霜。概括地講,日軍侵略對浙江農村經濟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土地資源的直接掠奪和破壞。日軍在完成軍事佔領後,強佔大量耕地,用作軍火倉庫、公路網、封鎖溝、兵營等。浙江在這方面的損失雖不及東北淪陷區和華北淪陷區嚴重,但日軍在浙江實行“清鄉”時期,為了防止抗日力量深入到敵佔區,日軍在廣大的佔領區廣築籬牆,圈佔土地,從而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
對農村勞動力的屠殺與野蠻奴役。一方面,日軍在戰爭過程中和維持佔領的過程中,大量屠殺民眾,被屠殺者多數是農民,從而造成了浙江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損失。另一方面,日軍為了實現其以戰養戰的戰略意圖,強徵浙江各地的農民為其做苦役,僅湯溪線就被日軍強徵勞工達3546人,計服役55491工。特別是日軍在浙江進行掠奪性開採氟礦資源的過程中,從各地強徵大量勞工,其中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據估計,在茅洋礦中死亡的勞工就達2700多人。
搶糧搶豬搶牛
有些地方90%以上房屋被毀
日軍為了維持佔領需要,大量徵用軍糧。有時候由偽政權和組織來進行,有時候則是日軍直接出面。在掃蕩時期更是如此,而且還給各地下達任務。
如1944年下達到金華地區的軍糧徵集任務為11375噸,浙東地區5700噸,諸暨5000噸,湖州地區7000噸。1944年,日軍在金華搞了“計口授田”。凡8歲以下60歲以上的兒童、老人不可配授,青壯年每日8兩口糧,而民間所儲的所有糧食必須充作軍糧。
除糧食外,各種土特產也是其強徵的對象,蠶絲、茶葉是其掠奪的重點。
日軍對農業資料和農民生活資料的掠奪從浙江省各地在戰時和戰後的調查統計材料也可以看出一斑。
如在長興,日軍燒掉糧食139萬石,搶走耕牛4416頭,豬8800頭,被砍樹木548萬多株。義烏淪陷期間,被掠奪的耕牛、豬、家畜等6.53萬頭,被搶糧食7065噸。永康損失糧食5500噸,耕牛5000頭,豬7000頭。
房屋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戰爭期間,由於日軍頻繁的軍事攻擊和空襲,使農村房屋遭受巨大損失,如武康、長興等縣,其損失百分比基本在90%以上。而義烏、江山、嵊縣等地,房屋損失均在70%以上。
至於沿海一帶,如奉化、鎮海各縣,災情也很嚴重。如1940年7月,日軍第一次登陸時,鎮海縣武寧鎮,原有房屋1200餘間,差不多全部夷為平地,居民多淪為乞丐。
據戰後的初步統計,浙江全省在抗戰期間被毀房屋達732.9萬間。由於大批農民無家可歸,被迫淪為難民,到戰爭結束,各縣農村因戰爭導致的難民人數達220萬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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