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對於中國的意義 民族主義逐漸覺醒
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的戰區,集中在歐洲。但中心區域的爆裂性震盪,絕不意味着邊緣區域就能安然無恙。歐洲列強在東亞力量的削弱,意味着日本成為該區域的支配性力量。
本文將談到的兩場帝制,指的是洪憲帝制、張勛復辟;兩場運動,指的是反“二十一條”運動、五四運動。這些集中在1914-1919年的事件的背景中,無一例外,都有日本存在。之所以日本變成了能夠左右中國政局的力量,也恰恰是一戰造成列強真空的結果。
兩場運動:反“二十一條”與五四運動
一戰在中國的開場白,是為1914年年底的“澳膠戰爭”。儘管戰爭始終侷限在青島膠州灣的狹小地理空間,但也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小規模國際戰爭。主要參戰國為日、德雙方,英國、奧匈帝國的軍隊,都有不同程度的協同參與。青島的主權所有者——中國,又一次實行了局外中立。
但日本的要求,不止於佔領青島。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面見袁世凱,首開元首外交之惡例,向中國提出分“五號”總共“二十一條”的“覺書”,並要求威脅中方,保守祕密。其中第五號,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袁世凱謂該“覺書”,是以“亡韓對我”。
隨後,中日之間就“二十一條”展開了漫長的外交交涉過程,前後展開25輪談判。5月7日,日本政府為了打開僵局,以武力相威脅,向中國發出了最後通牒,限令於9日前答覆。最後通牒要求答覆的要求中,日本政府接受元老的忠告,刪除了第五號。袁世凱政府在5月9日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要求。最後簽訂《中日民四條約》。
在“二十一條”簽訂過程中,袁世凱政府向英美不斷放風,幾乎每次外交談判的內容,都通過顧維鈞,向英美使館與報界傳達。從袁世凱政府的用意來看,是希望以英美(尤其是美國)力量來遏制日本。
民國初年,輿論已較晚清有大的發展,各種各樣的報紙已經出現,這些報刊逐日刊載“二十一條”談判的消息,大眾神經一再被刺激。晚清諸次外交事件,喪權辱國、割地求和者不在少數,比起二十一條來,更為苛刻,但都沒有引起如此大規模的羣眾抗議運動。同樣,袁世凱政府的合法性,也在抗議運動中一再被剝蝕,甚至於原屬北洋系統的各路督軍(馮國璋、張勛等),也紛紛通電抗議,稱不惜一戰,以捍衞主權。
如果“澳膠戰爭”與“二十一條”是為一戰在中國的開場白,那麼“五四運動”,實際上是一戰在中國的收尾之作,這一次外交失敗的經歷更為慘痛。
1919年巴黎和會之前,中國代表團抱以極高的期望參加和會。畢竟,一戰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勝利者姿態出現在和議簽訂席上。彼時,中國政學界赴法觀摩盛會者不在少數。國內輿論界,也熱情高漲,以為此次和會,將能歸還戰時被日本奪取的山東半島主權。實際上,這也是當日英法祕密運動北洋政府參戰的條件之一。
不幸的是,會議一開始,中國代表團就陷入困境。在議席問題上,中國被視為三等戰勝國。其次,在山東主權問題上,列強無一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在和議簽訂最後時刻,北京政府對是否在和議上簽字,不置可否。顧維鈞與陸徵祥商議之後,決定放棄在和議上簽字。由此,巴黎和會成為五四運動的觸發點。
相較於二十一條抗議運動,五四運動的規模更大。二十一條抗議運動,基本人羣為大城市中有文化的羣體。而五四運動,非但學生為其先導,其抗議人羣,波及工人、商會、市民、手工業者,抗議浪潮波及全國所有大中型城市。並且,南北各軍政要,也紛紛支持運動。
二十一條抗議運動至五四運動,民眾自發組織能力不斷加強,政治意識被不斷喚醒。一戰和日本,在這裏充當的,都是中國民族意識被喚醒的觸媒。
兩場帝制:洪憲帝制與張勛復辟
1915年至-1917年,是一戰在歐洲如火如荼之時,中國連續出現了兩場復辟帝制的“革命”(顛覆現行政權的造反行為)。
毫無疑問,要恢復帝制,就要顛覆共和國。但是,為什麼袁世凱和張勛要冒天下之大不韙?
1915年年底,袁世凱帝制自為運動,從籌安會成立開始,就愈演愈烈。袁世凱帝制有一個重要的外來因素,即“二十一條”導致袁世凱政府蒙受強烈的屈辱感。
楊度在1915年四月著名的為帝制鼓吹的文章《君憲救國論》,將對日交涉之憤懣,國家不富強之根本問題,歸於立憲君主之不至。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凱讀完《君憲救國論》,大加讚賞,親筆題字,賜楊度“曠代逸才”。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帝制之失敗,西南護國軍固然給了北洋軍不小的壓力,日本政府不贊同,甚至以武力威脅袁取消帝制,也是重要原因。
1917年,隨着德國無限制潛艇戰的提出,段祺瑞主導的北洋政權再次將參戰問題納入議程。段祺瑞強硬主張參加協約國,而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與段祺瑞積怨甚深,在參戰問題上,意見相左,引發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黎元洪邀請駐徐州的張勛北上調停時局,張勛藉此機會復辟帝制。
不過,第二次復辟,比第一次袁世凱復闢失敗得更倉促,前後不過十二天而已。張勛復辟之前,數次聯絡日本,希望獲得支持,但日本政府對帝制不表支持。並且,在反張勛復辟的討逆戰爭中,日本積極在經濟上支持段祺瑞,使得段祺瑞能在短期內組織起討逆軍。
留美精英的崛起
回顧這段歷史,有幾個問題應當注意到,並對近代中國發生持續影響。
第一,一戰對於中國來説,是個突然發生的意外狀態。此前列強都同意的“門户開放,利益均沾”的對華政策,被打斷了,隨之而來的是日本勢力在華上升。
第二,中國內部的權勢轉移。由於青島主權問題、二十一條之抗爭以及圍繞中國山東主權問題巴黎和會之失敗,中國早期留日並有一定親日傾向的精英階層,不斷被邊緣化,相反,留美之精英,無論在輿論市場還是政治前途上,都大為被看好。1919年前後,可以注意到的是,胡適在知識界發生了巨大影響,而在外交界,顧維鈞則逐漸成為主導性人物,這兩人都是留美博士。
第三,未來主導中國的新政治力量崛起。五四運動的導因中,山東之主權問題,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英法列強對中國正當要求的不予理睬乃至出賣,導致了民族主義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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