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軍大刀隊 抗日時偷襲敵營專砍敵人腦袋
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諱砍頭,大刀隊偷襲敵營專砍敵人腦袋。於是,日本人在帽子後面設計了這個‘簾’,‘簾’裏有幾根鋼棍,用於保護脖子,抵禦刀砍。”對於日軍軍帽後的“簾”到底有無鋼棍,年代久遠已無法核實,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大刀隊對於敵人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在很多人的印象裏,這首威武雄壯的《大刀進行曲》,是抗日歌曲中頗為慷慨激昂的一首。事實上,這首在抗戰中發揮了巨大鼓舞作用的歌曲,是為在華北英勇抗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創作的。
在抗戰的歲月裏,二十九軍大刀隊無人不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佔領東三省,並向關內進犯。1933年,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奉命率部在喜峯口一帶抗擊日軍。雖然相比日軍,二十九軍的武器裝備簡陋,但每個士兵都配有一把鋒利的大刀,練就一手高超的大刀術,揚長避短,攻其不備,夜襲敵營,掄起大刀向睡夢中的鬼子頭上砍去,從此,二十九軍的名字威震全國。
幾十年過去,當年大刀隊的年輕勇士大多已經作古,但人們仍能從《大刀進行曲》中體會他們帶給中國軍民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勇氣。在天津市檔案館中,收藏了幾張關於二十九軍的老照片,翻閲昔日的影像,重温那段崢嶸歲月,這支英勇的部隊似乎正從我們眼前大步走過,還是那樣雄赳赳、氣昂昂,英勇無畏的氣勢讓人振奮不已。
二十九軍大刀隊的大刀鋒利無比,是因為當時百姓知道大刀隊要去前線殺敵,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藝人都精心為大刀隊磨刀,不要報酬
天津文史學者何德騫説,當年二十九軍大刀隊威震全國,他們為了使手中的大刀在實戰中更加便於格鬥,將刀柄加長,而二十九軍大刀最令敵人望而生畏的是其刃鋒利無比,“這是因為當時百姓知道大刀隊要去前線殺敵,天津、北京磨剪子、刀的手藝人都精心為大刀隊磨刀,不要報酬。”
如今,雖然無法復原大刀隊奮勇殺敵的場景,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末,何德騫曾跟隨南開大學近代史專家張洪祥教授,於天津市內各地收集抗戰史資料。在採訪抗戰老兵的時候,他得知一件與大刀隊有關的事,“當年在中國北方作戰的日本軍人軍帽後面有個‘簾’,有人説那個‘簾’是看風向用的,而老兵説,日本人迷信,不怕剖腹,但最忌諱砍頭,大刀隊偷襲敵營專砍敵人腦袋。於是,日本人在帽子後面設計了這個‘簾’,‘簾’裏有幾根鋼棍,用於保護脖子,抵禦刀砍。”對於日軍軍帽後的“簾”到底有無鋼棍,年代久遠已無法核實,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大刀隊對於敵人產生了巨大的威懾作用。
今天,雖然當初給日本軍人帶來極度恐懼的二十九軍的大刀已無處尋覓,但何德騫留存的兩件二十九軍官兵使用的老物件,讓我們得以一窺這支神勇之師的風姿。其中一件是二十九軍士官所繫皮帶的帶扣。説到它的來歷,何德騫回憶説,他父親的摯友曾是負責二十九軍軍需的軍官,上世紀50年代末,那位軍官送了他這條皮帶,從那以後,這條皮帶伴隨着他度過了50餘年的歲月,由於帶身糟朽,如今只剩下皮帶扣的部分。
説到二十九軍,不得不提軍長宋哲元,他的士兵作戰英勇無畏,與他平日注重激勵將士們的戰鬥熱情分不開。在何德騫家中,有一本名為《孟子擇要》的小冊子,主要摘錄了《孟子》關於救民救世的內容。何德騫説,這本小冊子當年二十九軍將士人手一冊,平時就把它放在口袋裏,戰鬥間隙拿出來翻閲。這本小冊子的書頁用的是非常高級的道林紙,書的封面和書邊均使用燙金工藝,都是當年極為講究的裝幀工藝。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本小冊子的扉頁上赫然印着“為國家扶正氣,為民眾解痛苦”幾個字,全書序言為宋哲元親自編寫,提醒部下時時不忘身肩挽救民族危亡之大任,勉勵將士為國家英勇獻身。
老照片透露歷史細節,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迫於妥協退讓政策,面對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徑,處處受限,幾乎無能為力,最終成為富有悲情色彩的歷史人物
1935年,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任委員長,他和他的二十九軍在天津留下了不少故事。天津市檔案館留存的一組老照片,記錄了當年二十九軍的活動情況。其中有一張名為“二十九軍防禦工事”的照片,何德騫指着照片中間位置兩個戴大檐帽、穿制服的軍人説,“雖然名為‘二十九軍防禦工事’,但從服裝上辨認,這些人並非二十九軍士兵,和旁邊戴鋼盔的士兵一樣,這些人都是天津城內的保安隊隊員。”
何德騫説,保安隊屬於警察機關,那麼1937年為什麼是保安隊而非軍隊肩負起保衞城市的任務?對於這個問題,他解釋道,1933年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軍簽訂《塘沽協定》,1935年又簽訂《何梅協定》,這兩個協定實際上放棄了華北主權,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很大的隱患。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雖是當時華北地區的軍政“一把手”,但在妥協退讓的政策之下,面對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徑,處處受限,幾乎無能為力。“政府只好依靠保安隊來對付當時日本特務組成的擾亂社會秩序的‘便衣隊’,為了裝備保安隊,政府還湊了1500塊大洋購買了一批鋼盔。從照片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戴着鋼盔而有的人卻沒有,這是因為後來保安隊人數擴充,政府卻沒有多餘的鋼盔配給。可見,當時政府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何德騫説。
上世紀30年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宋哲元是在天津度過的。何德騫介紹,在那段日子裏,宋哲元比較消沉:“《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中曾提到,那段日子宋哲元一天打十五六圈麻將,還要喝半斤老白乾。”作為曾經為二十九軍將士題詞“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軍長,實際上,按照宋哲元的脾氣,面對日寇的不斷進犯,立馬就會與其決一死戰,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限制了他的抗日行動,他的內心十分糾結。無奈之下,宋哲元只好於1937年2月,藉口回山東老家掃墓,暫時迴避。可以説,身處險惡的政治環境,面臨民族大義與自身利益的抉擇,宋哲元成為一個富有悲情色彩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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