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與謊言 40年來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
無論承認也好,否認也罷,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以及大半個世紀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犯下的種種暴行,都已被永久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之上。
為打賭而去殺人的兩個日本軍官
1971年8月,《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報紙上開了個專欄,名字叫《中國之旅》。他在專欄中大量披露侵華日軍當年的暴行,當然,也少不了發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殺,其中引起最大反響的一樁,是“百人斬”殺人比賽。
當年參與進攻南京城的侵華日軍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後,用日本刀進行虐殺中國軍民的比賽,最後還拄着刀拍了一張合影,發給《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旁邊註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樣,意思是向井殺人更多,更勝一籌。
這起事件在當年充滿戰爭狂熱的日本國內,一時成為街知巷聞的“美談”,他們甚至跑去日本各個學校去演講,名聲非常響亮。但是天網恢恢,抗戰勝利後,盟軍根據《東京日日新聞》等日本報紙的報道,將兩人抓捕歸案,押送回南京公審,1948年初在中華門外雨花台下由中國憲兵執行槍決,以告慰南京千萬亡靈。
兩個狂妄的戰爭屠夫死有餘辜,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圍繞着“百人斬”暴行以及整個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風風雨雨,卻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後開始發酵,時至今日,在中日之間乃至日本國內,仍然爭訟不已。
肯定派VS否定派
二戰結束後二十多年裏,一方面中日兩國都埋頭國內重建與復興,一方面朝鮮戰爭爆發,冷戰格局形成,從東亞到整個世界,意識形態衝突長期掩蓋民族間的宿怨。南京大屠殺這樣特殊的歷史事件,一時並沒有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議題,更從兩國普通公眾的日常意識中淡出。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單純以意識形態劃分東西方陣營的世界格局出現鬆動,在日本國內,對過去戰爭時期發生的人間慘劇,才有了更多的議論。
本多勝一的《中國之旅》專欄開始連載後,很快引起日本輿論轟動,不少侵華戰爭親歷者紛紛投稿,把自己親見親聞的屠殺細節公佈了出來。
但挑戰的聲音隨之而來。比如評論家山本七平、作家鈴木明便發表文章,從幾個方面竭力論證:用日本刀搞“百人斬”完全不可能,又聲稱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戰役前已經負傷,不可能參戰云云。
本來,以上爭論只是不同觀點作者之間藉助媒體的“對戰”,但學院派歷史學家的介入,讓事情性質起了變化。秦鬱彥(代表作《日中戰爭史》)、洞富雄(代表作《南京大屠殺》)等學界公認的日本近現代史專家,都專門發文批評山本七平的言論。
此事前後紛紛擾擾鬧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兩戰犯的家屬乾脆把牽涉其中的《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及本多勝一全部告上法庭。經過兩年審理,2005年法院宣佈原告敗訴。此案審理過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當年“百人斬”暴行的真實性,進一步得到確證。
長達三十年的“百人斬”日本民間辯論及法律訴訟,逐漸讓參與各方演變成兩大陣營:對南京大屠殺到底是不是發生過,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前面提到的作家鈴木明,在1973年特地寫了一本《南京大屠殺之幻》,書中針對支持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辯駁。此書算是為“否定派”打開先河,所以人們也把該派稱作“幻派”。
鈴木明的書出版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辯論有過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國內出了個“教科書誤報事件”,再度讓有關辯論熱了起來。
大屠殺已成定論
原來,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體紛紛報道:日本文部省(負責管理教育、文化、學術)將會把歷史教科書中“侵略華北”的表述改為“進出華北”。儘管很快便證實,這只是一條假新聞,即所謂“誤報”,但當時一下子引起了中、韓兩國抗議,中國乾脆拒絕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訪華。為了修復破損的外交關係,文部省緊急制定《近鄰諸國條項》,規定歷史教科書的措辭,必須要照顧到中韓等鄰國觀感。
日本政府是妥協了,但民間的右翼分子卻騷動起來。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鬆井石根(進攻南京前夕任侵華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為乙級戰犯絞死)的祕書田中正明,出版了《鬆井石根大將的陣中日記》,試圖從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但這本書的“結論”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戰史研究家板倉由明經過細心比對,發現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這本書,與《陣中日誌》原稿有至少600多處刪改,是一部“偽作”。“否定派”造假出醜,其論調受到強烈衝擊和更多質疑。
但就在“否定派”陣腳不穩之時,“肯定派”內部也出現了分裂:一派堅持屠殺人數在十萬人級以上,也就是“大屠殺派”,另一派則相信屠殺人數只在萬人級別,甚至是千人級,即所謂“屠殺少數派”。“百人斬”論戰中的記者本多勝一、史學家洞富雄屬於前一派,他們結成“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板倉由明、秦鬱彥則屬於後一派,他們與舊陸軍人員組成的偕行社展開合作,徵集南京大屠殺的證人證詞。
1989年,“屠殺少數派”出版了《南京戰史》一書,第一次刊載了偕行社收集的證人證詞,承認至少有1.6萬名俘虜在南京被集體屠殺。比起中國方面認定的遇難人數30萬,這只是一個小數目,但“大屠殺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學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殺“有”還是“沒有”的論戰,是時候畫上句號了。
換句話説,如果此時此刻還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殺,那要麼是讀書太少,要麼就是動機不純了。
既然南京大屠殺毋庸否認,那接下來日本國內的主要爭論焦點,就集中在屠殺遇難者準確人數上了。承認南京大屠殺發生過的日本“肯定派”內部,“大屠殺派”認為死難人數在“10萬級別,20萬以內”,“屠殺少數派”的史學家秦鬱彥提出“4萬上限”的觀點,最保守的板倉由明則認為在“2萬以下”。
因為遇難人數的估計與“30萬”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國國內輿論往往將日方的“肯定派”成員,與態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強烈批判。
《南京暴行》風波再起
1997年,記者出身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二戰中被遺忘的浩劫》)一書。書的副標題特地用了“Holocaust”(大屠殺、浩劫)一詞,在英語世界裏,這個詞馬上會讓人聯想起二戰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
很明顯,張純如不僅將論戰從中日兩國擴大到國際範疇,也把這場屠殺從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類慘劇的層面。
必須説明,儘管張純如耗費多年,做了大量調查,搜尋到很多寶貴的文獻資料,但她畢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作為一本研究現代重大歷史事件的著作,《南京暴行》一書寫作上有些過於感性,嚴肅的歷史考證有時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題及內容敍述,讓本書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卻也因為史料方面的硬傷使作者受到批評。
《南京暴行》剛一出版,大屠殺“肯定派”歷史學家秦鬱彥便直接指出,該書中有11張照片為“偽造”,“大屠殺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勝一讀完該書,也表態希望張純如將書中失誤之處加以修正。
而“否定派”干將東中野修道(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迅速出面指責稱,張純如這本書,僅前面64頁裏就可找到不下90個史實錯誤。隨後,東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殺的徹底檢證》一書,針對支持南京大屠殺存在的史料,幾乎逐條反駁一遍,沉寂多時的“否定派”着實雀躍了一番。
東中野修道的主要論調是:日軍在南京確有殺戮俘虜的行為,但他宣稱,殺俘是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當時中日兩國尚未正式宣戰(編者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德、意宣戰)的狀態下,不違反國際法原則。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否定派”悄悄轉移了重心,從否定大屠殺的史實,轉為否定“違反國際法”。2001年,日本法學家佐藤和男出版著作《南京事件與戰時國際法》,裏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時,並沒有加入1929年在日內瓦締結的《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又稱日內瓦第二公約),不殺俘虜的規定不適用於中日兩國。
逆流順流
戰後日本長期由傾向保守的自民黨執政,但日本學界、輿論界卻往往是左翼佔上風。比如率先刊發本多勝一揭露日軍在華暴行專欄的《朝日新聞》,政治立場上向來就是中間偏左,標榜進步、自由,帶有強烈的左派國際主義觀點。正是這些左翼媒體與學者多年來不斷地研究、傳播,才使日本當年的戰爭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來。
但近兩年來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氣氛左右下,日本輿論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作家百田尚樹,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協會(NHK)的經營委員;8月份,《朝日新聞》宣佈為上世紀90年代,一篇強徵慰安婦的“錯誤報道”致歉。
無論承認也好,否認也罷,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以及大半個世紀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犯下的種種暴行,都已被永久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之上。
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為了防範少數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間頑固分子故意製造的否認、篡改歷史真相的逆流,中國的官方及相關學界,乃至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應該更全面、更理性地認識歷史,瞭解昔日的敵人、今天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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