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誰?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制,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於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後歷經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制、唐宋之科舉制,堪稱選人三大法。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制”,同時也繼承“察舉制”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定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任,負責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後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進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權,在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制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制,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後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制,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餘讀歷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並非一無是處,當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於一句褒貶,而關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於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此之時,士大夫於無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寫《三國志》的陳壽,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範雲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並遊,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範雲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清趙翼在《陔餘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於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係)”。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當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讚譽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議,連皇帝都沒得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柳詒徵的觀點是對的。
巨集興宗是宋文帝的紅人,他想躋身士大夫,求皇帝幫忙,宋文帝給他想了一個轍子,很有趣,叫“稱旨就席”。歷史上有奉旨填詞,有奉旨去當道士,現在巨集興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個地坐,可見當年等級之森嚴。寒門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連凳子都不給坐,只能站著,更不用說看茶了,情況確實很糟。換句話說,如果王球肯賣皇帝一個面子,給巨集興宗的屁股底下墊個東東,哪怕只是馬紮,也就意味著巨集興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認。巨集興宗興沖沖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剛彎下膝蓋,只聽得一聲吆喝,緊接著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著他,說:“你不能坐。”文帝見巨集興宗敗興而歸,說,“我便無如此何”,我也沒什麼辦法了。不過文帝不死心,過了幾天,親自出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覆讓那些想吃“天鵝肉”的庶族們徹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說:“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
也是劉宋時,紀僧真憑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嘗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紀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讓皇帝封他一個,孝武帝說:“此事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紀僧真於是去找江斆,這回是肯讓他坐了,可是紀僧真剛一坐定,江斆就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僧真喪氣而退,對孝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們便不把改朝換代當作一回事,皇帝要換儘管換,我只做我的士大夫。這種心理在張岱這個人身上得到完滿的體現。劉宋時,諸王如劉休若、劉子頊、劉子尚、劉子勳,先後在各地作刺史,張岱也都先後服務過這些人,做他們的諮議參軍。張岱每到一州,辦事得力,上下級關係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經,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辦事,處事公平,待人以禮,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與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關係,也不會發生讓他人討厭、忌恨的事。張岱的話固然是為人處世的要方,可在儒者們看來,怎麼說也是欠忠誠。而這事確實不好辦,要按這標準切下去,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難得見完人。當年就有隱士,因為看不慣這種風氣而現身責難。
齊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封賞輔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亦被加官進爵。褚淵的母親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兒巴西公主為妻。王儉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東陽獻公主(一說是武康公主,吾從《通鑑》),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兒陽羨公主。褚淵與王儉,是姨父與外甥的關係,與劉宋可謂血脈相連。可是一轉瞬間,從原來的皇親國戚而成為開國元勳,這個角色的轉變他們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個叫何點的隱士,寫了一本《齊書》,這樣評論褚淵、王儉: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不愧為國家精英,但他們連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於現在的齊國呢。批得很狠。褚淵的長子褚賁恥父失節,在褚淵病逝後,就隱居在父親的墓側,終生不出來做官。可是史書上說,王儉言談舉止,一依儒家古訓,齊武帝時,王儉在家開館,培養了很多學子,重開儒學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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