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始末:勇於任事敢於創新雖敗猶榮
王安石變法:縱觀王安石改革變法的始末,深感他一方面憂國憂民,勇於任事,敢於創新,有強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責任感;另一方面他又善於審時度勢,行藏自如,既極於有為,又能盡於無為。的確,他具有推進改革的高超領導智慧,是一位智商、情商、財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進改革的領導智慧和改革創新精神,對於當代全面深化改革頗有啟發,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改革“以擇術為始”,從改革創新治國理政的思想理念,創新學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選擇和確立體用合一、經世務實的新經術為改革變法的指導思想。
公元1069年(熙寧二年)2月,48歲的王安石被任命為參政知事,自此正式參與政事,成為變法改革的主持人。據《長編拾補》記載,王安石與宋神宗論治國之道,神宗問治國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曰以擇術為始,當以堯舜為法。王安石勸神宗以堯舜為法,行先王之道。神宗對王安石説,人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王安石對神宗明確地説:“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表明他的經術不再是那種儒家的空洞無用的經術,而是與世務貫通的體用合一的實學,是一種以先王之道為名的新經術。用今天的語言來説,就是變法改革是為了解決問題,必須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經世致用,不尚空談。
王安石認識到,變法既是國家與壟斷階層之間的利益之爭,又是代表改革創新精神的新思想與陳腐、落後、保守的舊思想之間的觀念之爭,他意識到變革會面臨巨大的阻力,特別是在思想觀念上的交鋒會十分激烈,因此他一開始就做好了“以擇術為始”的思想理論準備。面對重重壓力,王安石一靠謀略,二靠勇氣,表現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並鼓勵神宗以經術向流俗開戰,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進。王安石對神宗説:“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稍自卻,即坐為流俗所勝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經術思想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和戰鬥力,奠定變法的理論基礎,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證。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慮,全面配套,從改革科舉、培養人才入手,着力於理財治軍、富國強兵,先易後難,步步深入。
當時宋朝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貧,財政收支不平抵,國庫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戰九敗,歲歲輸錢帛於遼夏。這不僅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更是給國家帶來洗不清的屈辱,同時給中原人民帶來深重苦難。宋代的這種貧與弱又都是相對的。宋代的經濟較漢唐發達得多,收入的絕對值並不低,只是開支過大,造成入不敷出。軍隊數量龐大,但是戰鬥力奇差,幾乎每戰必敗。王安石認為,要解決兵多而弱、財富而貧這兩大嚴重問題,必須變法革新。
王安石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治國方略和改革措施,於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進獻朝廷。他指出當時存在的問題是內治不清,外困夷狄,財力困窮,而造成這些問題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錮,人才缺乏;制祿太薄,不足以養,迫使官員廉恥日毀,貪污盛行;再加上風俗大壞,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又不得理財之道。針對這些問題,王安石提出了開源與開放的理財之道,擇將治軍的強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陳腐的儒術、專以經術取士的科舉改革、實施青苗法的經濟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實施措施。用現在的話來説,既深思熟慮地進行頂層設計,又摸着石頭過河,全面推進改革。
再次,選擇“變風俗,立法度”為改革突破口,確立“以中人為制”的改革決策模式,運用法治的力量推進改革。
富國強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標,欲達此目標,變法改革如何起步,從何處入手呢?王安石明確提出:“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風俗不變則新法不能久行,所以變風俗作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謂變風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經世之術取代空泛陳腐的儒術,排除變法革新的思想障礙。但是變風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説新學,只有把新思想新經術轉變為制度法令,才能改變社會風氣。王安石認為,變風俗與立法度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不變風俗則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則風俗不變,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在定製度立法度的決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長處,又繼承了儒家重視德治的傳統,採用了“常以中人為制”的改革決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因為“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所謂“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就是按照大多數人(中人)能夠接受與理解的水平和標準來制定法令制度,絕不是按照少數覺悟最高的人的標準而設立。只有以中人為制,才能滿足多數人的需求;貫徹執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會易行有效。王安石這些決策思想至今仍然適用。
最後,審時度勢,行藏自如,把握改革的有利時機,把握抑制兼併的合理尺度,防止社會矛盾激化,減少改革風險。
王安石從公元1059年進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表達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開始拉開變法革新的序幕,長達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間,皇帝體弱多病,又與太后關係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屢召不出,他樂天知命,不慕富貴。他深知,時機未到,妄求進取難有作為。公元1067年4月,20歲的宋神宗趙頊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學,是一位心思變革的有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認為改革變法的時機成熟,就此拉開變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於推行經濟改革,促進經濟流通和交流的考慮,堅決反對壟斷,極力主張抑制兼併,但在具體措施的實行上卻非常冷靜,並不主張強行剝奪富户的田產分給貧民,因為這樣做是不可行的,而且會加劇社會矛盾,增加改革的風險。
公元1074年4月,在改革變法取得明顯成效之時,宋神宗認為是他“自奮英斷”之日,一手導演出罷相的鬧劇,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無野心,不爭功,不爭鋒,主動請辭。呂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參政知事之後,野心暴露,屢起大獄,打擊改革派。神宗又於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復職,此時再興改革,已舉步維艱,不足二年他便離任了。在他兩次力辭相位中,表現出一種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風骨。
王安石變法革新,從指導思想到目標方針,從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驟,都是正確的,效果也是明顯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還是避免不了失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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