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十年”被日本侵略打斷 只是種虛假的神話
華盛頓會議和九國公約重新規劃了一戰後的遠東秩序,以協約國在遠東的主力日本為最大犧牲者。
從日本的角度看,“優等生”策略突然失靈了。
從中國的角度看,“流氓外交”突然顯得比“紳士外交”更有效。此後十年,十九世紀的外交規範日益撕裂。中日雙方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雙重外交。
日本的雙重外交意味着外務省和軍部的分裂,兩個決策中心執行兩種不同政策。中國的雙重外交意味着同一批決策者執行兩種不同政策,遇強則弱、遇弱則強。兩種“雙重外交”造成的長期後果,如果翻譯成居委會大媽的白話文就是:中國不斷耍小聰明佔小便宜,然後吃一次大虧,落到前功盡棄的地步,然後從頭開始故伎重演。講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啞巴虧,喪失白紙黑字的權益,弄得自己像個傻瓜。耍橫的日本人一再撈到法外的利益,覺得對方就是吃硬不吃軟的角色,“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才是最好的。
英國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觀看這些不太體面的表現,覺得亞洲人就是既野蠻又狡詐,倒黴也是自作自受。
1922年,外務省制定《時局處理方針》:“尊重九國公約主旨,執行對華時局共同協議。”僅僅兩年以後,軍部就要求在直奉衝突中支持張作霖。從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到九一八事件,軍部“隱忍”的耐性不斷降低。民政黨內閣倒台後,霞關(外務省所在地)自己都覺得自己像一羣失去觀眾的演員。他們的做法就是不斷重提1922年的框架,一次又一次地簽署新的協定。
這事一點難度都沒有,因為只有在當事人決心履行義務的情況下,談判才會變得棘手。
當時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至少國民政府一方沒有什麼認真談判的興趣。革命外交就是“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任何安排都是臨時的,最終目的就是將帝國主義掃地出門。
“抗戰打斷了北伐後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國民黨在失敗以後發明的神話。無論從二十世紀歷史的整體趨勢看,還是從國民政府的內部文件看,抗戰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續,國民政府並沒有“世界終將從對抗走向對話”的天真念頭。
1929年4月,《中華民國國防計劃綱領草案》提出:“由外交之現勢、地理之地位、歷史之事蹟而判斷,將來與我國發生戰爭公算較多之敵國,首為陸、海相接而有滿蒙問題、山東問題及其他多數利害衝突問題之日本。”
日本人倒是沒有制定什麼針對中國的戰爭計劃,直到淞滬抗戰爆發。不過,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覺得國軍有什麼戰鬥力。他們唯一忌憚或厭惡的對象,毋寧説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戰術。
1928年以後,國民政府對英法美的修約談判是認真對待的。對日交涉就完全兩樣,達不成協議比達成協議更好,因為任何協議都解決不了滿蒙特殊地位問題,所以任何協議都是革命下一階段的推翻對象,現在何必太認真呢?王正廷直截了當地説:“我們的態度,是以不了了之。”於是,一切都變成了懸案。
牛皮糖戰術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日本的國際協調派和商人。1931年以前,他們説話還能管用。然而説話管用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找不到負責任的交涉對象。1928年,張學良拒絕執行父親一年前簽署的《新五路協定》。他的藉口非常幼稚,説是原來的文本弄丟了。日本人沒有追究,其實是因為滿鐵當時還很想做生意。張學良自己得出的結論完全不一樣,得意洋洋地表示“年輕人辦事也不差”。
1929年4月,遼寧省政府發出訓令《禁止土地、房屋出賣給日本人》。1930年7月,遼寧省政府發出訓令《禁止中日合辦各項事業》。1930年9月,遼寧省政府《禁止盜賣國家土地》規定:無論私有、官有、公有土地,賣與或租與外國人者,均以盜賣國土論處,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課以罰金。
這些行政命令的共同點在於:它們同時違背了條約義務和國內法律。日本人的反應是找了一批國際法專家,在報刊上論證為什麼這樣做是錯的。這一招早已在抵貨運動時用過,效果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説,一點效果也沒有。
國民政府長期搞羣眾運動,非常清楚怎樣侮弄死腦筋的對手。他們依靠黨部操縱羣眾團體,就像地下高利貸錢莊依靠黑社會。如果發生問題,都可以算成民間組織的責任。
東北易幟後,張學良很快就掌握了這種藝術。他不準國民黨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成立黨部,而是另外組織了一批羣眾團體,例如著名的“國民外交協會”。根據馬越山的記載,他對盧廣績説:“你們是羣眾團體的負責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們可以出面做。”
林九治郎知道“運動是總司令身邊的人煽動起來的”,但是無可奈何。外交的前提是雙方都想達成協議,否則就會淪為爭取輿論支持的公關表演。“張學良時代的對日態度,已從排日事件發展到對日攻勢,而以剷除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為目標。”重光葵説他“樹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針,用很露骨的辦法想把日本勢力逐出滿洲。”
九一八事變是南次郎對若槻首相的公然挑戰,然而下台的卻是後者。日本方面的雙重外交顛倒了位置,立刻引起了國民政府方面的雙重外交顛倒位置。
張學良、蔣介石、胡漢民和汪兆銘在此後的幾十年內,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論證“不抵抗政策”和“國際道義”,希望給國際社會留下有利於自己的印象。他們在國外的輿論工作非常失敗,幾乎不遜於國內輿論工作的巨大成功,結果造成了流傳至今的綏靖神話。
其實裏頓調查團時代的國際社會與其説是綏靖日本的橫暴,不如説是厭惡國民政府的小動作。
英國外交大臣西蒙的兩份備忘錄很能説明問題。《滿洲》備忘錄説: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接收了俄國在滿洲的權益,但中國從來不願接受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中國從過去的消極抵抗發展到現在的積極抵抗,衝突日益擴大和頻繁,終於在九一八全面爆發。日本違反《國聯盟約》的原則,但事出有因。事件的性質是複雜的,不能解釋為一國入侵其他國家。因為南滿鐵路屬於日本,日本有權在鐵路沿線駐兵保障鐵路的通行。
《當前的中國危機與英日關係》備忘錄説:中國在東北建設與南滿鐵路相競爭的鐵路,引起了日本的不滿,導致了危機的爆發。欺詐和野蠻是東方人的特徵,英國人犯不着蹚渾水。裏頓報告反對恢復東北戰前狀況,建議派遣國際維和部隊進駐,其中明顯藴涵了不相信國民政府會遵守條約的意思。幸而日本人更加積極地拒絕撤軍,國民政府才得以在國內輿論戰當中將全部責任推給日本。
不過甚至晚至盧溝橋事變,國民政府在國外的輿論工作仍然沒有什麼起色。英美外交官都不相信日本人有意發動戰爭,只有蘇聯心滿意足地收復了北伐時代的人肉盾牌。這種內外有別的格局一直在延續,雖然成效也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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