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為何多敢與皇帝較勁 而清朝只有奴性
讀宋朝士大夫軼事,可以非常明顯地感覺出他們的精神氣質與清朝人完全不一樣。簡單地説,宋代士大夫是一羣有脾氣的人——當然不是對老婆發脾氣,也不是對下屬發脾氣,更不是對平民發脾氣,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氣。
宋真宗朝的翰林學士楊億,恃才傲物,與宰相王欽若不相得,王欽若一進辦公室,楊億就揚長而去,根本就不理這宰相。後來王欽若罷相離京,百官都寫詩相贈——這是當時的官場禮節,唯獨楊億不送詩。宋真宗對楊億説:你就贈他一首詩吧,不要這麼意氣用事,要講大局,講團結嘛。楊億對皇帝的話也是不聽,“竟不肯送”,不寫就是不寫,皇帝老子也勉強不得。
按宋制,翰林學士有草詔之職。一日由楊億起草《答契丹書》,楊用了一句“鄰壤交歡”,宋真宗可能是出於對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糞壤”等語嘲笑之。次日,楊億提出辭呈,説“皇上既然不滿意我的文字,我辭職吧”。宋真宗只好挽留這位大才子,又對宰相説:“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宋朝“有氣性”的士大夫又何止楊億一人?仁宗朝時,張知白(一説是張昇)擔任台諫官,“言事無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談話,大概是説他“孤寒”(孤單),沒有朋友,要注意説話的方寸之類。張知白一聽,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問道:“何也?”張知白説:“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何來孤寒?陛下只有宮女相伴,豈非孤寒?”説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內宮,與皇后説起這事,忍不住流淚。為什麼?因為仁宗年事漸高,而他所生育的兒子都夭折了,膝下確實孤單。張知白那番話,戳中了皇帝內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張知白,張知白還是繼續當他的台諫官。
仁宗皇帝的授業老師夏竦去世,禮部擬諡“文獻”,皇帝隨手改諡為“文正”。舊時諡號乃是對一個人的蓋棺定論,“文正”是對文臣的最高評價,北宋一百六十年,諡為“文正”的,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宋仁宗感念老師,要給最高評價,但士大夫不幹了,負責考功的劉敞提出抗議:“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擬定諡號之權屬於禮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權。何況夏竦這個人人品不行,哪裏配得上“文正”之諡?最後,夏竦改諡為“文莊”。
宋理宗時,台諫官李伯玉因為發表過激言論,受到降官處分。但降官的制書,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決定。過了一年,降官制書仍未能頒佈。後來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覺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終於將降官制書草擬出來,但牟子才卻用他的生花妙筆對李伯玉大加褒獎,看起來哪裏是一份謫詞,分明是表揚信。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謫詞皆褒語,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過來説情:“小牟,給皇上一個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強硬地説:“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 這麼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後不多見了。
再來看一個比較沒骨氣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長阿諛聖意,“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人稱“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窩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來,還是小巫見大巫。清代大學士曹振鏞的為官祕訣,是“多磕頭少説話”,比“三旨”更卑賤。可即便是這麼一個“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薦張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辭職:“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我們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權,在這一權力不獲君主尊重的情況下,王珪以辭職要挾,也算是表現出了一個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中國的士風是在清代才遭到嚴重摧抑的,經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江南士風出現了嚴重的奴化。一位清初的讀書人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僕僕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 時代的風氣已變,士子的脊樑骨已斷。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復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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