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時，台諫官李伯玉因為發表過激言論，受到降官處分。但降官的制書，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決定。過了一年，降官制書仍未能頒佈。後來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覺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終於將降官制書草擬出來，但牟子才卻用他的生花妙筆對李伯玉大加褒獎，看起來哪裏是一份謫詞，分明是表揚信。
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謫詞皆褒語，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過來説情：“小牟，給皇上一個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強硬地説：“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這麼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後不多見了。
再來看一個比較沒骨氣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長阿諛聖意，“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人稱“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窩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來，還是小巫見大巫。清代大學士曹振鏞的為官祕訣，是“多磕頭少説話”，比“三旨”更卑賤。
可即便是這麼一個“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薦張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辭職：“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我們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權，在這一權力不獲君主尊重的情況下，王珪以辭職要挾，也算是表現出了一個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中國的士風是在清代才遭到嚴重摧抑的，經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江南士風出現了嚴重的奴化。
一位清初的讀書人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僕僕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時代的風氣已變，士子的脊樑骨已斷。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復宋朝士大夫的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