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歷史懸疑 國家體制該模仿哪個強國?
20世紀,是中國遭受“外才”衝擊最劇烈年代,“東洋才”“美才”“俄才”,鱗次櫛比地登堂入室,對中國本土之才——傳統“漢才”構成衝擊和洗禮。
同一國家學生,不同國家的教師,就學成果大相徑庭。20世紀三十年代,華夏民族內部,出現不同“派”。譬如中國最大政黨國民黨內,分出“本土派”、東洋派和美才派。他們各自鼎立,互相看不起。
先説東洋派。辛亥革命之前,即清末民初,“東洋才”可謂中國青年人第一憧憬。赴日求學的中國青年,無不充滿對“東洋才”嚮往。他們以畢業日本武學堂為榮。國民軍二號人物何應欽,就是師從日本振武學堂的高材生。蔣介石、唐繼堯、閻錫山等都是東京振武學堂畢業生。武學堂是日本方面從1903年起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每年數百名畢業生大多升入士官學校繼續深造,他們不僅受到日本化的西洋文明影響, 同時也受到日本武士道的影響,形成為一個新武人羣體。武學堂開辦初期,那時中國還是清政府苟延殘喘時,清政府培植的“東洋之花”,後來成為它自己的掘墓人。武學堂出來的許多人,回國投身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後來成為民國軍界著名人物。諸如被稱為“中國士官三傑”的蔡鍔、張孝準、蔣百里,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高材生,他們不僅在辛亥革命中表現突出、而且還分別在護國運動中做出非凡貢獻。
在民國初期的人們看來,日本武學堂煥發的陽剛魅力無以倫比。很多中國軍人以出自那裏而自豪於世,但在日本人眼裏,武學堂只相當於日本軍校“學前班”,陸大——日本陸軍大學,才是東洋才俊的最高階梯。能進入那裏的中國軍人屈指可數,校志記載只有王俊、王樹常、熊式輝三位。這三位畢業後,雖然都成為國民軍新政學系的“將星人物”,但在中國軍營中僅為螢火之光。可見日本反哺漢才,也如貓授老虎一般,對“上樹”絕技頗有保留。
而五四運動之後,“日主中從”的局面讓華人看不到“漢才崛起”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力量不得不開始另尋“才路”。此時,恰好俄國發生了紅色革命,引起世界矚目。於是中國一度掀起“俄才熱”,部分青年的學習對象,由“東洋之才”向“俄才”轉變。
隨後三十年代,“美才”在中國得到推崇,20世紀30年代,中國迎來“黃金十年”,黃金十年以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為開端,以日本全面侵華、盧溝橋事變爆發為結束。儘管期間經受着封建軍閥們復辟的挑戰、日本的蠶食等災難,但從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上看,中國無疑是進入到一個“全面融入世界”時代。
“黃金十年”中期,中國掀起“美才熱”,華人以美為師,憧憬一個美好時代。“美才”給東方古國帶來先進思想文化,迎來了一個培養大師和文化巨匠的時代。此間,中國的文化進步神速。年輕一代皆以“新學”為榮,奉為中國唯一出路,全國的教育制度、政府運作、經濟運作,城市人的生活模式,均為新派人物主持。學習美洋的新社會、新生活已成主流。
民國那些被人以“大師”相稱的人,幾無“東洋之才”門徒,更無“俄才”門下,而大多師從美才。譬如有着“民國第一大師”之稱的胡適,是典型的“美式教育”出來的人才。他在清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年考取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師從美國著名學者杜威。回國後以北大教授身份,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
學貫中西的胡適,對傳統漢才與現代洋才有着清醒認識。他不主張崇拜孔子和儒學,在孔子誕辰時他著文發出長嘯——“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
胡適有一篇著名的《我們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的英文演講稿,對以美才為核心的西洋文明的讚揚很熱烈。文章駁斥了中國所謂國學家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二分法。打破了“西方是物質文明,中國是精神文明”的成見。他説,不能把貧窮落後説成是精神文明。“貧窮落後只是貧窮落後,裏面往往沒有精神,越貧窮的人往往越容易變成物質的奴隸”。此論一針見血,可謂高屋建瓴。
“美才”生產大師,大師推動生產“全新”思想。“黃金十年”流行“美才”的中國社會,已催生幾樣全新的科學民主文化成長。
然而,古老而固化的中華大地,雖然接觸到了新世界,但不可能個個都是“外才”的擁躉。 譬如國民政府元老級人物陳立夫,青年時代曾留學美國,但基本上是遵循“三綱五常”的中國士大夫,他既看不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東洋作派的何應欽,更不喜歡在哈佛大學受教育、整個“美範兒”的宋子文。
就對中國本土派的衝突而言,“東洋派”的震撼不及“美才派”。就如陳立夫,如果説他與何應欽是謀略不同,與宋子文則是“文明的衝突”。同為黨內巨擘,陳立夫最不滿意的人就是宋子文。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寫了國民黨失敗的兩大原因後,還多説了幾句——“任用人才要特別謹慎,治大國必須有大量,見識小、度量小的人,絕不能治大國的。又如果他中國書很少讀過,他寫的説的都是英語,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國了。”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一眼就知道這話説的是“全盤美化”的宋子文。
這裏,陳立夫比較服氣的,就是蔣家了。從老蔣的出身和經歷看,顯然是個中西合璧的人物——日本東京振武學堂畢業生,娶“美式大家閨秀”宋美齡為妻,奉國學大師王陽明為師,兒子是留蘇生,簡直是日、美、俄、中“四才俱全”之“全才”。
按理説,由這等“全才”來一統中國,應該是眾望所歸了。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全才”最後卻成為非驢非馬的四不像,在決定中國命運的20世紀中葉,悻悻退出了歷史主舞台。
縱觀中華裂變大時代,“三洋”入華府,東洋才、美才、俄才與漢才風雲際會,難解難分。“三洋”之中,到底誰是“漢才”最佳伴侶,歷史迄今無法給出明確答案。但是,關於漢才的未來,有一點,以往的歷史早已給出醒目回答,那就是——漢才不溶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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