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憶日本關東軍投降 日本兵帽檐朝後
康登勤是山東省魚台縣谷亭供銷社退休職工,國家特一級攝影師,魚台縣第二、三、四、五屆政協委員。1941年,6歲的康登勤跟着父母從山東老家逃荒到了東北哈爾濱,在那裏一直生活到全國解放後才返回山東老家。康登勤一家曾住在日軍兵營附近,當他和小朋友在日軍兵營前玩耍時,親眼目睹了日軍投降的歷史性一幕。
日本孩子在學校裏仗勢欺人
我叫康登勤,出生於1935年2月,家在山東省金鄉縣化雨鎮袁集村。1941年,我6歲,家裏生活十分困難,父親康於林就攜家帶口去關外謀生。一大家十多口人經過20多天的奔波,終於趕到了哈爾濱,找到了已在哈爾濱生活多年的康登玉。康登玉當時在日本人辦的康德火磨(麪粉廠)和日軍老巴鐸糧庫幹苦力,經他介紹,我父親和幾個本家也都跟着幹起了苦力活。
幹苦力活的收入很低,只能勉強填飽肚子,我的父親每天都要扛着200斤重的糧袋,從車上運到倉庫裏去。由於乾的活太重,我父親落下了病根,後來經常吐血,1947年就去世了,當時年僅34歲。父親不想讓我長大後也像他一樣做苦力,就想送我去上學,後來託人送進了一所官辦學校,老百姓俗稱為“洋學”,不用交學費。當時的洋學是偽滿洲國政府辦的官辦學校,實際上受日本人控制,學生平時學漢語和日語,學校的教師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我們班裏有50多個學生,其中40多名學生是日本孩子,都是日本關東軍軍官的子弟。班裏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長是日軍軍官,經常欺負我們。
1944年秋天,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和鄰居金小田等四五個中國孩子一起結伴回家,這時有六七個上三四年級的日本孩子從我們身邊經過,他們故意挑釁,還動手打我們,我們幾個中國孩子就和他們扭打在了一起。這幾個日本孩子平時嬌生慣養,打架不是我們的對手,被我們打得哭爹叫娘。幾個日本孩子把這件事告到了學校,説我們欺負他們。老師為了討好日本人,逼着我們寫檢查,並對我們進行體罰,用竹板打我們的左手手心。大約過了七八天,我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又和那幾個日本孩子相遇了。幾個日本孩子知道我們受到了老師的體罰,就幸災樂禍地嘲笑我們,還罵我們,我們都很生氣,就上去把他們幾個按倒在地上一頓狠揍,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們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崗區的一個日軍軍營的門口,這個日軍軍營比較大,駐有大量日軍,當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兵營”,聽大人説裏面駐紮有好幾千名日軍。軍營外面是一圈鐵蒺藜圍成的鐵絲網,裏面是很大的操場,平時經常有幾十人一夥的日本兵在裏面操練。
親眼目睹日本鬼子投降
以後我們才知道,我們痛打的日本孩子中,有幾個孩子的家長是日本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學校為了討好日軍,就把我們幾個都開除了。我父親不甘心讓我就此輟學,只好找到一傢俬學,每月交15塊錢的學費,又讓我上了大約半年的學。後來實在交不起學費,只好輟學了。就這樣又過了大約半年的時間,日軍投降了。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近70年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日軍投降那天我看到的情景,以後看有關資料才知道,那一天應該是1945年8月15日。當天上午11點左右,我和幾個小朋友在南崗區日軍大兵營的外面,透過大兵營的鐵絲網看裏面操場上的日軍訓練。當時在操場上訓練的日本兵一隊隊的,至少有好幾百人。突然,大兵營裏響起了警報聲,警報聲響過後,就看見日本兵停止了訓練,有軍官上前對他們説了一陣日語,接着就看到日本兵們把步槍刺刀朝上,槍托朝下,十幾只步槍豎着堆在一起放在了操場上。接着,讓我們感到更震驚的一幕出現了:日本兵們統一把頭上的帽子倒了過來,帽檐朝後,帽子的飄帶往前,接着全部把雙手舉起來,集合在一起聽軍官講話。我們看到這些都感到很奇怪。這時到中午了,我們就各自回家吃飯去了。回家的路上,我就聽到大人們在興奮地議論:“聽説了嗎?小日本投降了!”“這下好了,鬼子完了!”“日本鬼子完蛋了,我們今後不再是亡國奴了。”這時,我們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蘇聯紅軍開着軍艦來了
後來有一天,剛吃過早飯,我就聽到鄰居們議論,説蘇聯紅軍開着軍艦來了,許多人就跑着到松花江邊去看,我和金小田等小朋友也跟着人羣往江邊跑。到了江堤上,只見江裏密密麻麻的到處都是船,有大軍艦,也有稍小些的鐵船,一眼望不到邊,船上面站着很多挎着衝鋒槍的蘇聯紅軍。當時江邊到處都是圍觀的人羣,有不少人舉着小旗,喊着“歡迎蘇聯紅軍”的口號,那場面比過年時還要熱鬧。蘇聯紅軍隨後列隊進入日軍大兵營,接收了大兵營。
那時候,我和小朋友們經常到大兵營門口去玩,就看到很多日本兵老老實實地站在操場上,聽蘇聯軍官訓話。原先很多不住在大兵營裏面的日本商人和僑民,也都被蘇聯紅軍集中到了大兵營裏。以後的幾個月,我們明顯能感覺到社會上很亂,經常能聽到槍聲。蘇聯紅軍中有很多士兵軍紀很壞,經常買東西不給錢。還有很多蘇聯兵公開在大街上搶東西,遇到反抗就開槍打。可讓人感到意外的是,蘇聯紅軍的軍紀還很嚴。我就親眼看到過有好幾次,有蘇聯兵在街上搶東西,正好後面有蘇聯軍官走了過來,被搶的老百姓就趕緊向他們反映蘇聯兵搶劫的事,蘇聯軍官聽完後二話不説,掏出手槍就把搶劫的蘇聯兵槍斃了。我們看了後都嚇得心驚肉跳,同時也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蘇聯紅軍的軍紀這麼嚴,怎麼有些當兵的軍紀會這麼壞?
幾十年後我在報刊上看到伍修權、呂清等人的回憶文章才知道,原來蘇聯紅軍在與德軍的激烈戰鬥中大量死傷,造成兵員補充不足,戰爭後期將許多刑事犯補充到軍隊裏。八路軍東北松花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就因制止蘇軍士兵攔路搶劫,而被蘇軍士兵打死。八路軍軍區司令員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遭遇更可想而知。這種混亂的情況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一些壞人也趁機進行偷搶。有人趁混亂把日軍大兵營的樓房拆了,把樓房的木料拆掉運走了。蘇軍還把很多工廠的機器設備拆卸下來,用火車一車車地運往蘇聯。平房區有個日本的倉庫,倉庫很大,裏面存放有糧、油、布匹等大量物資,也被人燒了,光是倉庫的大火就連着燒了很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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