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兄弟之爭:周作人堅持認為魯迅偷看其妻洗澡
自1960—1966年辭世前,周作人給未曾謀面的香港朋友鮑耀明寫了402封信,它們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觀點、情趣以及社會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鮑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對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關重要。
魯迅崇拜之爭
1962年5月8日,鮑耀明給周作人寄上了林語堂3月3日在香港發表的《追悼胡適之先生》一文,並作了摘錄,有云:
“文章的風格和人品的風格是脱不了的。關於文章,適之先生是七分學者,三分文人,魯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學者。在人格上,適之是淡泊名利的一個人,有孔子最可愛的‘温温無所試’,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風格。適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魯迅卻非做得給青年崇拜不可”等語,似乎説得過火些,先生以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覆信中,做了這樣的回答:
承示林語堂文,想系見於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殺的人,所云學者成分多,亦是實話,至説魯迅文人成分多,又説非給青年崇拜不可,雖似不敬卻也是實在的。蓋説話捧人未免過火,若冷眼看人家缺點,往往談言微中。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那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界的權威的紙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實在是大不容易事。
拋開胡適不談,周作人評魯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魯迅雜文的一貫風格——尖鋭潑辣。當時敢於如此談論魯迅者,實在不多見。雖系私信,亦屬難得。即使在今天,它們也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這裏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關於魯迅本人的問題,即“文人成分多……非給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魯迅崇拜問題,即“現在人人捧魯迅”;三是上海魯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還是“諷刺”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密不可分,也幾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後周作人對魯迅的全部怨恨。
説魯迅“文人成分多”一點不錯,因為魯迅雖然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型作家,也寫有《中國小説史略》那樣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但他畢竟是一位作家和詩人,即所謂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給青年崇拜”嗎?顯然不是,沒有這樣的邏輯。周作人也是文人,我們似乎並未覺得他“非給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語堂的話,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的心聲。20世紀30年代,他一再攻擊魯迅熱衷於“接受崇拜”,熱衷於當左翼文壇首領,並諷刺他“挑着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後面一口袋尼采”。這裏的攻擊,可以説正是重複了當年的那些老話。回頭再看他對魯迅塑像的批評,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當週作人寫信時,魯迅塑像在全國僅上海一家,“別無分店”。這是為紀念魯迅逝世20週年所樹,怎能説是對魯迅的“個人崇拜”?又怎能説是對魯迅的“諷刺”?周作人對魯迅塑像這麼反感,對人民崇敬、熱愛魯迅這麼反感,就是因為他沒有認識到魯迅對中華民族(包括中國文學)的真價值。
“青年必讀書”之爭
在談到“青年必讀書”問題時,周作人對鮑耀明説:
“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這説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鳴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
周作人在“必讀書”問題上這樣回答年輕朋友,簡直可以説是誤人子弟。甚至可以説是在有意歪曲事實真相。眾所周知,魯迅對“青年必讀書”的答卷是“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説不出”。但在“附註”一欄,他卻寫道: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説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了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言之鑿鑿,態度十分鮮明。魯迅所以要“拗一調”,不像其他人那樣開列一大串書目,正是因為他不希望當時的青年們沉溺在書目中,鑽進研究室,做成書呆子,而忘記了國家的積弱、民族的災難、人民的痛苦。魯迅的這種態度是一貫的,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書齋,去革新、革命,沖決舊的網羅,創建新的中國,也就是“附註”所説的“行”大於“言”。魯迅的這一態度光明磊落,無可指責。而且可以説,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説服力和警醒力。這才是魯迅風格,這才是魯迅精神——他始終認為救國比唸書更當緊、更重要。何況,他要大家多讀那些關心現實的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那些消弭鬥志、讓人遠離現實的中國書呢!至於他開給友人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的那份書單,是因為許世瑛在大學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會青年或一般的中學生不太一樣,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讀書”答卷又談到了關於“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論爭。他説:
那時反對的方面記得有李大釗,而他(指魯迅)並不參加。後來説他曾反對胡適等有功,與李大釗並重,這也是追加的神話罷了。陸放翁説:“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就是那麼的一回事。
事實上,魯迅確乎未像李大釗那樣,寫文章批評過胡適“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的主張。後來有些新文學史説他在此論爭中功績“與李大釗並重”,這顯然不對。周作人稱之為“追加的神話”是對的。因為這種“追加的神話”不實事求是,甚至歪曲歷史。其實,這對魯迅也是幫倒忙,即使魯迅未寫文章批評胡適的這一主張,他就不偉大了嗎?何況歷史也清楚地表明:魯迅一直不贊成胡適的這一主張,也一直支持李大釗的批評意見。不承認或有意忽略這一點,也是不應該的。周作人反對“追加的神話”雖好,但有意隱瞞歷史的真相就不對了。很遺憾,周作人雖然提供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説裏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等幾本有價值、難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現代思想史、文學史的具體問題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顆平常心,他對魯迅的積怨便要力透紙背了——當然,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為周作人之處。
許廣平及其《魯迅回憶錄》之爭
在與鮑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錯得不能再錯的是他對魯迅遺孀許廣平女士的攻擊。周作人一直反對魯迅與許廣平結合,而且一再説魯迅拋棄前妻朱安,喜新厭舊,討許廣平作“妾”。在予鮑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彈許廣平乃魯迅“妾”的老調。談到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時,他寫道:
她系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信,不曾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於前夫人(朱安),對於某女士(許廣平)常有不敬之辭……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説是難怪也。來書(鮑耀明信)評為婦人之見,可以説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
這就借讚許不明真相的鮑耀明之機,重複了對魯迅、許廣平婚姻生活的無端攻擊。
許廣平的《回憶錄》中,有很多真實、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也大致寫出了魯迅晚年的思想、事業及音容笑貌,這是必須肯定的。《回憶錄》中有關“二週失和”的章節,較忠實地追憶了魯迅對此事的一貫態度和觀點,也較忠實於事情的原貌。即使許廣平的敍述語氣較尖鋭、氣憤,也是和“潑婦罵街”(鮑耀明語)不可同日而語的。
應該指出的是,鮑耀明對《回憶錄》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個人的意見,也參考了港台某些學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轉述了一篇發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許廣平與〈魯迅回憶錄〉》。文章對許廣平及其《回憶錄》正是徹底否定的。對於一個學術問題,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爭論下去的,但態度卻必須是客觀冷靜、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則很難得出科學結論。
《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中還收錄了一些周作人日記,甚有參考價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記:
下午偶閲許氏所作回想錄第四章,記魯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語云,請以後不要進後邊院子裏來,關於此事,雅不欲談,乃許氏自願一再發表,由此一語,略可推測全事矣,妾婦淺見,亦可哀也。昔記回想,但以不辯解為辭,今知亦可不必耳。
這是“二週失和”四十多年後周作人對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態,顯然,他仍然堅持許壽裳、章川島等人早已駁斥的“魯迅窺羽太信子之浴説”。其實,即使他當年聽信妻子的讒言,四十多年後怎麼還會這樣將錯就錯呢?尤為讓人吃驚的是,他再次罵許女士為“妾婦”,簡直是咬牙切齒,真不知他一貫倡導的“嘉孺子而哀婦人”的精神都到哪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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