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妻子是誰?魯迅與2任妻子鮮為人知的故事

魯迅的妻子:魯迅,中國著名的文學巨匠,對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中國現代小説、白話小説和近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而他的妻子又對他的人生有着怎樣的影響呢,接下來就由小編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魯迅的妻子。

魯迅的妻子是誰?魯迅與2任妻子鮮為人知的故事

魯迅的合法妻子是許廣平,但是在許之前魯迅在家鄉和一女子拜堂結婚,這是典型的包辦婚姻。這之後魯迅東度日本學醫。學成歸國後與一景仰自己的女青年(學生)相戀後結婚,她就是許廣平。那位家鄉女子姓朱(無名)和魯迅一家終生生活在一起。

魯迅的結髮“妻子”——朱安

1906年6月,25歲的魯迅正準備在日本東京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忽然不斷地接到催他回國的家書,信裏説,他母親病得很重,想見見自己的長子。等到魯迅焦灼不安地回到家裏,才知道這是一場騙局。原來在他家鄉有一種謠傳,説魯迅跟日本女人結了婚,還生了孩子,有人看見他領着妻、兒在東京街頭漫步。族人變着法子把他騙回來完婚。新娘朱安是魯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孫女,媒人是周玉田的兒媳婦。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禮俗,魯迅的母親魯瑞沒有徵得魯迅同意,便把這門婚事定下了。

現在,看到這個場面,魯迅當然很生氣,但出於對母親的孝順,他沒有發作。完婚的第二天,魯迅沒有按老規矩去拜祠堂。晚上,他還是像往常一樣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趁着家人不注意,悄悄地從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而朱安則跟着婆婆魯瑞一塊過日子。

魯迅的第二任妻子——許廣平

1925年8月8日,楊蔭榆在報上登出《女師大啟事》,稱劉和珍、許廣平等15名學生“恣意擾亂,極端破壞”,要家長、保證人“從速來校領回該生即日出校”。同時,她又計劃,這15名學生每人由兩名軍警挾持押送回家。校內驟然瀰漫緊張空氣。正當年輕學生驚恐而又走投無路之際,魯迅冒着風險又伸出了援助之手。許廣平後來回憶説:他們“要活演‘林沖押配滄州’的一幕”!如果真個實行,“鄉親和家長們會以為她們犯了什麼滔天罪”,而且,“在舊社會,能設想它的後果嗎?”“平日過從很密的親友、同學,很多都怕惹事,拒絕招待了。這時候只有魯迅挺身而出,説:‘來我這裏,不怕!’”這樣,許廣平就住進了魯迅西三條衚衕的家裏。他們相識於1923年10月,那時魯迅開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師,每週講授一小時中國小説史,而許廣平是該校國文系二年級學生。在每週30多小時的課程中,她最盼望聽講小説史,上課時常選擇第一排坐位在魯迅的教育和啟發下,她的思想不斷提高。她以學生會總幹事的身份,成為女師大學生運動的骨幹,曾與劉和珍等攜手並肩戰鬥,並寫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統治的戰鬥檄文。這時,許廣平還熱忱支持魯迅的創作和研究工作,經常幫助魯迅校對和抄寫稿件,並積極為魯迅創辦的《莽原》週刊撰稿。

1925年10月12日,許廣平以“平林”筆名,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乙刊上,發表了《同行者》一文,歌頌魯迅“以熱烈的愛、偉大的工作給人類以光和力”,使“將來的世界璀璨而輝煌”,並表示她將不畏懼“人世間的冷漠、壓迫”,不畏懼舊社會衞道者的猛烈襲擊,與魯迅攜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愛的方向奔馳”。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許廣平同車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

1927年1月,魯迅也到了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許廣平任他的助教。4月15日,廣州的反動派進行了反革命大屠殺。腥風血雨籠罩了廣州城。魯迅憤而辭去了中山大學的職務,10月3日,與許廣平抵達上海,專心從事寫作,為了支持和幫助魯迅,許廣平毅然決定不出去工作了。此後,她不但精心照料魯迅的飲食起居,還要替魯迅查找有關資料,抄寫稿件,與魯迅共同校對譯著等。對於魯迅和許廣平來説,這是他們生命中最有光彩的舉動。魯迅於1934年12月在送給許廣平的《芥子園畫譜》上所題的“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們愛情生活的寫照。由於得到許廣平這樣的支持,魯迅後期十年的著作成績,超過了以前的二十年。為了紀念許廣平付出的默默無聞的辛勤勞動,魯迅在發表自己的譯作時,有時特意用“許霞”、“許遐”的筆名。魯迅時常對許廣平説,我要好好地替中國做點事,才對得起你。在連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災戰禍中,許廣平都堅定地與魯迅站在一起,共同度過了那艱難的歲月。

1930年,魯迅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被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許廣平曾多次陪同魯迅外出避難。

1936年10月19日,魯迅不幸與世長辭。許廣平決心完成魯迅的未竟之業。她將魯迅1934年至1936年的雜文十三篇編成《夜記》,於同年4月出版。又以三閒書屋名義自費出版了《魯迅書簡》的影印本及《且介亭雜文末編》等書。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許廣平為了保護魯迅的全部遺稿及其他遺物,留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