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多數人都知道魯迅兄弟失和的事情，也有很多關於他們兄弟失和的文章。有的説可能是魯迅不檢點，偷看自己弟媳即周作人的老婆洗澡，以至於兄弟失和。真的是這樣嗎？
1919年的時候，魯迅賣掉了紹興祖宅，舉家遷到北平，關於搬家的事宜，在魯迅先生《故鄉》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魯迅日記裏也對搬家有着詳細的記載。為了搬家，魯迅四處忙着找房子，到了7月23日，定下來購買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十一號一家羅姓的房屋。
一切忙完之後，到了11月21日，魯迅才和周作人一家搬進新居。12月1日動身回紹興老家搬家，到了24日，一家老小都搬了過來。而據魯迅之子周海嬰的記載，在魯迅忙着找房子的時候，周作人向北京大學請了長假，陪着東洋老婆羽太信子和娃娃回日本孃家去了。
搬家前後一直是魯迅一人在忙。魯迅是從1919年春節後開始着手找房子的，等到魯迅11月把全家老小接過來，差不多用了九個月之久。而周作人是在八月份回來的，並且連小舅子都給帶了回來。
當時的八道灣修繕還未完工，魯迅只好暫時把他們安頓在別處，直到11月才和全家人一起住進八道灣。從現有記載的文字來看，周作人在搬家這一事情上，幾乎沒有幫上什麼忙，可以説是坐享其成。
全家人搬進八道灣後，對於長期單獨一個人住在會館的魯迅來説，找到了一些心靈的慰藉，但這些慰藉卻是有限的。儘管他時任的妻子朱安也搬了進來，但他與朱安之間，依舊保持一種很冷淡的關係。而三個已經成家的兄弟之間，也不可能似兒時一般，因為都彼此有了家小。
不過也有值得欣慰的地方，兄弟三人決定，以大哥魯迅和二哥周作人的收入來養活全家，因為當時老三週建人尚無生活來源。三人經濟合作，永不分離，也讓受盡了一輩子苦的母親享享清福。由於魯迅的時任妻子朱安不識字，理家的擔子便落到了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的身上。全家住在一處，也不分爨，伙食由羽太信子來管。
之後還是各忙各的，魯迅照舊去教育部上班，周作人依然去北京大學上課，周建人則是去北京大學旁聽。但按照周海嬰的説法，八道灣卻從此成了羽太信子的天下，説她窮人乍富，擺闊氣講排場，還列舉出了她的斑斑劣跡。
譬如説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才有兩個孩子，全家上下就僱傭了六七個男女僕人。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大夫出診，日常用品用的也全是日本貨。
在中國買不到的就託人從日本捎過來。錢的來源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這些的確在周建人的回憶中也得到了證實，周海嬰的材料是不是來自於周建人就不得而知了。
周建人對此也有回憶，當時魯迅看不慣羽太信子這樣的鋪張浪費，就對周作人進行規勸，無非是“花錢要有個計劃，也得想想將來”一類的話。但是，也真有周作人這樣的人，把好心當做惡意。的確如此，周作人向來是個耳根子軟，怕老婆的人，他習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也只圖得“苦雨齋”裏桌子的平靜。
周海嬰對於羽太信子的所作所為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羽太信子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裏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日本人和她的中國丈夫。周海嬰寫下這些文字的憤怒可想而知，但也絕非是毫無根據的氣話。
先是周建人離開了八道灣，在其離開大概十個月後，據魯迅日記記載，在1923年7月14日這一天，魯迅獨自一人在自己屋裏吃飯，“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
有人也許會説，自己吃個飯怎麼了就，有什麼可記的。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前面已經説過，他們並未分爨，都是在一個鍋裏吃飯，並且中午飯還在一塊吃。果不其然，五天後，在7月19日這一天，魯迅收到了周作人的這麼一封絕交書：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情不必再説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在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單從這封信的稱謂就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態度，已經不是作兄弟看待，而是形如外人。這封信可謂是字字珠璣，字數可謂少一個不夠，多一個浪費，深刻而又言簡意賅的表達出了寫信人的用心良苦，以及對收信人的種種不滿。
更可以看出寫信人深如汪洋的修養和博覽羣書的智慧。這封信淋漓盡致地把寫信人充沛的感情躍然紙上，尤其是結尾：“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真是此處無聲勝有聲啊。
而魯迅則在當天的日記裏寫下：“上午啟孟(周作人的筆名)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周作人信中嘰嘰歪歪説了一大盤子真給自己帽子發黴變綠了一樣，而人家魯迅還不知道什麼事兒呢。要是魯迅真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苟且之事，還會“後邀欲問之”嗎？懷疑周作人真是耳畔那個風被吹多了，而且腦子被驢踢了。
那些説魯迅可能偷看周作人老婆洗澡，根本就是嘴裏跑馬，先不説周作人老婆長得那樣有沒有偷看的價值，單説當時魯迅自己的老婆也住在那兒。再退一步説，就算家花沒有野花香，可是據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一個叫章川島的説，窗户外面有土溝，還種着花卉，人根本無法靠近。再説魯迅要是真看了也不會厚着臉皮假裝正經地去問周作人，況且他們兄弟的母親還住在八道灣，所以説魯迅怎麼着都不會幹出這等齷齪事來。
那麼真相只有一個，就是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做人太毒，容不得他人，而周作人耳根子又太軟，怕老婆。多方資料顯示，事實也大抵如此。無論如何，魯迅是不可能再住下去了，儘管這是他一手置辦的房產。
即使在友人的幫助下，魯迅夫婦還是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找到一處合適的新住處。不久，連他們兄弟共同的母親也受不了八道灣冷酷的環境，搬到了魯迅的新家，並頗有感觸地説：“八道灣只有一箇中國人了。”
之後在魯迅回八道灣去取回自己的書籍的時候，兄弟兩人又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衝突，周作人把魯迅的書一本一本的扔了出來。魯迅後來在給《俟堂專文雜集》寫題記的時候，用了一個“宴之敖者”的署名。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筆名》一文中對此解釋説：“先生説‘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即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周作人與妻子由此可見，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就是羽太信子做人太毒，以及周作人的沒腦子。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後來可能是有些後悔，並想起昔日兄弟的情誼，於1925年10月12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傷逝》的短文，並借用羅馬詩人的一首詩表達對不可再得兄弟之情的懷念。
魯迅也不是木石心腸，10月21日，他寫了一篇並未立即發表的小説，題目就是《傷逝》。周作人看後評論道：“《傷逝》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説，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這也可以算得上週作人的悔過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