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前期為何屢次遷都?歷史上商朝為何頻繁遷都
商朝從湯開始,到紂滅亡,共傳十七代三十一王,近六百年。約當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商朝歷史上有一個很顯著的現象,就是都城屢遷。湯最初建都於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後五遷:中丁遷都於隞(今河南滎陽北敖山南);河亶甲遷都於相(今河南安陽市西),祖乙遷都於邢(今河南温縣東);南庚遷都於奄(今山東曲阜舊城東),盤庚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西北)。盤庚遷殷,在商朝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此之前,從湯至陽甲,傳十代十九王,約三百年,為商朝前期。在此之後,從盤庚至紂,傳八代十二王,凡二百七十三年,為商前後期。由此可見,都城屢遷,確切地説,應該是指商朝前期。
商朝前期為何屢次遷都呢?
關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眾説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水災”説;二、“遊牧”、“遊農”説,三、“去奢行儉”説,四、“王位紛爭”説。
“水災”説試圖從自然災禍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但它舉不出一條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水災逼迫商人遷都。相反,從湯至中丁,傳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軍,難道這麼長一段時間河水就役有鬧災嗎?而且從武丁到紂卜辭多次記載洹水氾濫為害殷都,但殷人並未因此遷都。為何盤度之後水災不能逼人遷都,而盤庚之前水災卻能逼人遷都呢?另外,南朝的幾個都城全在黃河兩岸,尤其是中丁由亳遷隞和盤庚由奄遷殷,越遷越向河濱,這種現象用“水災”説是無法解釋的。
“遊牧”、“遊農”説試圖從社會生產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遊牧”説認為,商人在盤庚遷殷之前還是遷徙無定的遊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有初步的農業,由遊牧經濟轉入農業經濟,因此有了定居傾向。但商代卜辭和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商代前期,農業己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所以,此説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
“遊農”説認為,商代的農業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現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採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來代替笨拙的生產工具開闢原野,把林莽燒平後,在灰土上播種。他們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盡,便需改換耕地,不得不經常遷徙。“遊農”經濟是商人都城屢遷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資料證明,鄭州和小屯兩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鐮和石斧都很近似。這兩地正好一個代表商代前期,一個代表商代晚期。商代農業生產已使用少量青銅器。目前出土的幾件青銅農具,商代前後期的數量也大體相當。這説明商代前後期農業生產工具並未發生重大變化,同樣是“笨拙”的。至於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説》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一種方法,根本與農業無關,至於説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汜勝之書》説:“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卜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遊農”説的論據經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災”説一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後,商都穩定的史實。所以,“遊農”説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説和“王位紛爭”説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去奢行儉”説認為“抑制奢侈,倡導儉樸,藉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此説多少有點合理成分。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保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既遷之後,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應該施惠於民,要永遠潔淨你們那顆和國王一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後照樣存在。為什麼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説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象,卻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説服力。“王位紛爭”説,根據《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的記載,注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裏找到證據。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説:“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雲‘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這句話的意思是説;政治上的動亂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並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那麼,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為什麼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後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貴族勢力膨脹,表現在經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在政治上,是弒君篡位。鬥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藉助天時、地利與人和。天時,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惟獨地利,誰佔有它,就屬於誰。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並足以威脅王權,那麼,貴族一定佔有地利。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仍舊很低。在那種社會發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略措施。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諮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將遷之時,盤庚發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就是説,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可見盤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既遷之後,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並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這説明通過遷都,鎮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製發生變化。商王繼統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盤庚處於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遷殷後商王繼統法出現以弟為直系並終於轉變為傳子的新情況。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後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王位紛爭”説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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