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是中國文學史上首指一屈的百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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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長壽之道在養精,他1927年23歲在巴黎開始創作,在《回憶》一文記有:我每天上午到盧森堡公園裏散步。他這種運動生活,一直持續到中年和老年。
即使在1967年9月18日文革時63歲,他被紅衞兵非法揪到上海江灣,在《隨想錄。五十五。 趙丹同志》記有:“準備26日開批鬥大會一兩天,我晚飯後照例在門前散步。”如此60多個春秋也堅持着泰然地散步,便是《黃帝內經》中“廣步於庭”的養生處方。其作用有如《老老恆言》所指出的“步主筋,步則筋舒而四肢健”,“人散步所以養精”的全身性吸氧運動。
他還把散步運動與寫作的體驗生活結合。如在29歲的1933年寫《雪》,他曾冒着濃煙和塵埃,積極到浙江長興煤礦生活;在48歲的1952到1953年,為歌頌抗美援朝,他兩度360天深入到戰地。這樣“一身動一身強”的活動,自然換得精充力足的回報。
《壽世保元》指出“男子破陽太早則傷其精全”。他“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40歲才結婚。晚婚而保精,正是“養生者務實其精”的關鍵。加上他終身不嗜煙酒,又從源頭上堵住了一定的病根,呵護着他一副康健的體魄。
益氣他説:“應把個人的命運聯繫在民族的命運上。”1937年日寇“八·一三”進犯,上海軍民奮起抵抗,他便在《自由快樂地笑了》一文中,高喊:“這炮聲帶回來我們的勇氣、信心與熱情,……是的,侵略者一定會失敗,會滅亡的”。“人之有生,全在於氣”,這種大氣凜然,直接產生和擁有旺盛精力的正氣。
抗美援朝中,他毅然到志願軍防空洞,成為“兵團一員”,及時發回幾十篇優秀的戰地通訊。出版有《生活在英雄中間》等6部專集。
他還説:“生命的意義在付出、給予。”他擔任文化出版社總編時,義務編輯了大批中外名着;同時編輯出版十多位無名的優秀處女集,如盧劍波、李林等文集。對從未謀面的田濤、屈夫、鄭定義等作家熱情扶助。這種“正氣存內”的滾燙熱心,焉會不具有“邪不可幹”的強大免疫力。
怡神他性格温和,不急不躁,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在《我和文學》中,他説:“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到手的就讀,腦子裏一大堆‘雜貨’。”如《古文觀止》的兩百多篇,他能倒背如流。如此積極吸收人類知識精華,自然高瞻遠矚,寵辱不驚,高尚情操怡然而生。
文革浩劫時,他既然“不出賣自己靈魂”,當然要遭到“四人幫”扣上10多項重重大帽,還加上抄家、揪鬥、鞭打、剝奪人身自由。年近古稀尚發配“五七”幹校兩年多。特別是1973年妻亡家破後,他仍竭力調攝情志,化悲痛為力量,努力“要堅持下去”,在“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中,每天默默地躲在舊汽車房樓上。哪管酷暑寒冬,專心致意地翻譯赫爾岑《往事與深思》幾百字,悦樂安神,準備着把人類的真善獻給社會。
撥亂反正後,1979年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他和郭沫若、茅盾等並列為“一代文學巨匠”。1982年4月,又喜獲意大利但丁國際獎。1984年5月,國際第47屆筆會,又被譽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會上,全體代表致巴金信中,稱其為“傑出的文學大師”。可他在《大鏡子》一文中公開説:“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願放下筆的作家。”75歲後,他仍老而彌堅,響亮提出:“把心交給讀者”,“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在他的巨着《講真話的書》(含《隨想錄》5卷),更是勇敢追求科學、民主、法制和對和諧社會的呼喚。
他將出版所獲“福岡亞洲文化特別獎”的五百萬日元和大批珍貴文獻資料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那一次次隱姓埋名為希望工程、受災地區捐出的存款,既是“神藏於內”的人品顯露,又可謂是“精神皆安,以此養生則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