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杜月笙
在大陸的報刊、書籍中，人們常看到有關舊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種種劣跡，間或提到，杜講義氣，有骨氣，在抗戰中作了一些貢獻。也許這也是污點斑斑的黑社會頭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報》刊文，請《海內與海外》雜誌社編輯部副主任朱小平對這位傳奇人物在抗日戰爭的貢獻進行了解讀。
黑色的防刺背心酷似“防彈背心”，非常硬，拿在手裏感覺沉甸甸的…
文章稱，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青幫(亦稱安清幫)的大頭目。蔣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奪取政權，杜月笙在政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僱用流氓為上海總工會送錦旗放煙霧、誘騙殺害總工會委員長、中共黨員汪壽華等，致使上海總工會80萬會員羣龍無首，數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蔣介石殺害。作為舊上海黑社會的大頭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點，但是，他也並非漆黑一團。在抗戰中，他曾多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做過一些有益的慈善事業，特別是他任副會長時正值抗戰前後，於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做出了貢獻。文章認為，杜月笙在抗戰中大致有四大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後，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名義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數萬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並同時成立救護隊10隊、急救隊13隊、臨時救護醫院24所，徵集救護汽車98輛，並特約公、私醫院16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所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人。此後，杜月笙又籌劃在松江、崑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員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隊，後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萬人。這一可觀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於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他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月上海淪陷，他才祕密撤退。
杜月笙圖片(杜月笙年輕時照片資料）在上海抗戰中，與戴笠共同創建了一支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配合正規軍，參加抗戰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參加抗戰。儘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共作鬥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即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遊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儘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餘人。據説，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後，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籌措救護事業經費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説，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闢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佈置向淪陷區蒐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説，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脱離汪偽集團，並公佈“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淪陷後，杜月笙撤退重慶，主持紅十字會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做出了一些貢獻。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牀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輿論的稱讚。另外，杜月笙在蒐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復員工作，並協助恢復、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後，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彌留前對妻子云：“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但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2年11月遺骨被運往台灣，至今暫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灣的內情：蔣介石拿我當夜壺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説："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牀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怨恨的發泄，又是失寵後悽楚處境的哀歎。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戴笠心領神會，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帶着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沖沖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原來是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幹，蔣介石的親信。這對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一件件，一樁樁，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僱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請去南京，對他説："上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準備，必要時攜家小去台灣，協助黨國共圖復興大業。"
杜月笙似乎料到蔣介石的這番"關心"，爽快地説："我是準備放棄上海以後的退步了。"
蔣介石曾聽説，中共方面委託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願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便以告誡的口吻加了幾句："杜先生與中央合作有年，民國16年清黨時，為剷除共黨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與共黨結怨甚深。共黨是講階級講鬥爭的，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倖，以早日去台灣最好。"
杜月笙的話仍是半明半暗："總裁放心，我對共產黨絕無僥倖之心。"蔣介石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並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台灣。
對於去留與去向，杜月笙早有盤算權衡。雖然中共方面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斷反共20餘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就殺了包括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在內的眾多共產黨人，可謂血債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於去哪裏呢？與蔣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灣，還不是寄人籬下？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