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清照是一位“女神”，宋代以來的中國文人共同參與了這場造神運動。這場運動在“五四”以後達至顛峯，婦女解放思潮為之添加了催化劑。四十多首詞，幾篇零星的詩文，是迄今為止李清照留給我們的一切。然而，這些少得可憐的作品卻絲毫不妨礙中國文人的造神衝動。王仲聞先生説
，李清照的詞“使婉約派發展到了最高峯，從此也沒有人能夠繼續下去”(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後記》，P372，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黃墨谷先生也説，李清照“流傳下來的詞只有四十五首，卻薈萃了詞學的全部精華”(《李清照評論》)。這是兩位李清照研究專家的評價，“最高”和“全部”兩個神話語彙表露出對死者的無比崇拜。更過分的是新文學健將鄭振鐸，他説：“一切的詩詞，在清照之前，直如糞土似的無可評價。”(《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李清照無疑是中國古代女作家中的“花魁”。但決定這一地位的，主要不是她的才情，不是她書香門第的出身，不是她琴棋書畫的修養，不是她絕妙好詞的創作，而是她與丈夫趙明誠的志同道合，是他們倆的夫唱婦隨、同甘共苦。“女子無才便是德”，李清照的不同在於有“德”更有“才”，但“德”永遠是無法動搖的根基。李清照是所有中國文人的理想妻子，構建他們意想活動的不僅是李清照的那些詞，還有一篇散文：《〈金石錄〉後序》。
此序甫一問世，即受好評，成為趙李志同道合、伉儷情深的佐證。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解讀道：“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容齋隨筆》四筆捲五，P684，中華書局2005年)其後，明人郎瑛在《七修類稿》中亦踵跡其觀點：“趙明誠……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至極。予觀其敍《金石錄》後，誠然也。”(轉引自徐培均《李清照集箋註》卷三，P3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金石錄〉後序》的任務本應是評價《金石錄》的學術價值，而李清照卻把它寫成一篇回憶錄。這篇文章沒有屬於它自己的名字，它“寄生”在趙明誠的《金石錄》裏。
它的寫作姿態和文體選擇，本身就構成了對古代男性散文的反抗，在以邊緣的地位挑戰男性中心的散文霸權。回憶的內容大致以建炎南渡(1127)分為前後兩段：閨閣生活與逃難生活。包括上引二則評論，歷代對《〈金石錄〉後序》的解讀大致有四項內容：閨閣生活的甜蜜温馨，學術研究的志同道合，文物保存的曲折艱辛，以及物散人亡的悲痛傷悼。
然而，李清照在此序的字裏行間透露出一種不和諧的聲音，某些詞句分明是她在和丈夫唱“反調”。她並非一直與趙明誠“志同道合”，他們的婚姻其實出現過裂縫。我深深感到，一種隱性的對古代男性文化價值觀的抗爭貫穿了《〈金石錄〉後序》。這種抗爭的傳達，在李清照那裏可能是不自覺的。因此，對《〈金石錄〉後序》可以作一種症候式分析(關於症候式分析的方法和意義，請參看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我對原序中重要文字予以摘錄，並依次對其進行解讀。
二
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李清照18歲嫁給趙明誠，當時趙21歲，正在太學唸書，尚無獨立的經濟來源，故經常把衣服典當出去，以之購買金石器物。這段文字描述了他們共同研究金石的樂趣，是他們志同道合的一個證據。但其中一個詞一直被忽略了，那就是“果實”。原來他們從相國寺的廟會裏買來的不僅有“碑文”，還有“果實”，有時令水果，有地方特產，總之，是吃的東西。真正引發李清照對這段新婚生活回憶的，不是碑文，而是果實，因為味覺的記憶是最持久的。正如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所説：“氣味和滋味會在形銷之後長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毀，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和滋味雖脆弱卻更有生命力，雖虛幻卻更經久不散，忠貞不二，它們仍然對依稀往事寄託着回憶、期待和希望。”相對展玩咀嚼，“咀嚼”的對象不僅是碑文，還有果實。咀嚼的本義是用牙齒慢慢咬東西，後來有了引申義：體會、玩味。這一意義在《文心雕龍》裏就已出現：“傲岸泉石，咀嚼文義。”(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十，P728，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在無數次詩文寫作中，文人們對“咀嚼”的引申義表現出偏愛，卻剝奪了它的原初意義。相對於品嚐果實，玩味文章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咀嚼。而從事學術研究的主體在古代多是男性，女性被排除出去，只有在飲食活動中立足。
因此，咀嚼的引申義對原初義的壓抑，其實是男性對女性的壓抑，是思想對慾望的壓抑。上文中，“果實”使我們重新去聯想“咀嚼”的原初義，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顛覆作用。李清照通過“果實”使“咀嚼”一詞復活了它的原初義;同時又顛覆了存在於詩文中的那種壓抑，用舌尖的快感反抗精神的快感。
後二年，(趙明誠)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
結婚後兩年，趙明誠做官了，他們的婚姻生活因此有了最初的裂縫。收藏金石原本只是一種興趣，現在變成了志向。“後二年，出仕宦”的主語是趙明誠，那麼“便有……之志”的主語理應也是趙明誠。李清照此處並沒有清晰表明自己的立場，她究竟是與丈夫“志同”呢，還是有所保留、有所遲疑？所以，不能簡單得出李清照與趙明誠“志同道合”的結論。“便”字連接了仕宦與志向，這個普通的順接連詞，隱約傳達出李清照自己對丈夫這一志向的思考。在李清照看來，丈夫的志向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做了官之後才萌生的。“遂盡力傳寫”中的“遂”字，與“便”起到同樣的作用，也是在連接原因和結果。“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這是趙明誠“不能自已”的原因。官場生活給丈夫提供了一個舞台，對金石的收藏鑑賞已不復是生活的樂趣，它已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是炫耀的資本，炫耀他作為一個男人的風雅和財力。“不能自已”四個字透露出李清照的擔憂，她似乎預見了丈夫後來的悲慘結局。至此，上文中的“葛天氏之民”的比喻便有了對比意義。《路史前紀》：“葛天氏……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與世無爭的簡單生活一去不復返了，初婚的幸福從此結束。
餘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
這是《〈金石錄〉後序》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也是“志同道合”最有力的註腳。但這裏有兩處詞語被忽略了。第一是“烹茶”，和上文中的“果實”一樣，引發回憶的，不是共同的學術研究，而是茶。這依然是“味覺”的作用，是人類基本慾望的快樂滿足留在記憶中的深刻印痕。第二是“餘性偶強記”，李清照沒有談她與丈夫之間的學術探討和爭論，而是講述記憶比賽。這裏也隱含着一種反抗的姿態。思考和研究是後天的人為活動，是功利性的活動，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為基礎的;相對而言，記憶則是先天的，是超功利的，與受教育的程度無關。當男性獨享了接受教育的權利，當男性霸佔了一切思考和研究的活動後，留給女性的只有記憶。李清照迴避學術探討，只談喝茶，只談記憶，這是一種敍述上的策略，用輕鬆的娛樂對學術活動的嚴肅性進行解構。正因為對以上兩個方面的忽略，“甘心老是鄉矣”這句話一直被後人誤讀，以為李清照與丈夫共同沉浸在學術研究之中。非也，趙明誠的“是鄉”是學術研究，是正訛謬，是青史留名;李清照的“是鄉”是記憶比賽，是“舉杯大笑”，是夫妻間超功利的愉快而甜美的生活。這一區別，後代的中國文人們一直視而不見。
餘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採，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
“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這兩句話也許要比李清照那些絕妙好詞更能博得中國文人的喜愛，因為這裏表現了李清照的“婦德”。《論語》中説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這是中國文人的人格表徵，李清照的“食去重肉，衣去重採”與之相呼應，是對男性道德標準的體認。於是，這段文字便被用來佐證李清照與趙明誠“同甘共苦”：對物質生活的淡泊和對精神生活的追求。這一解讀的錯誤在於斷章取義，在於忽視這段文字的“語境”。我們必須弄清楚她為什麼這麼“虐待”自己。“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這才是李清照“性不耐”的真正原因。趙明誠收藏金石的志向正朝着一種嚴重的“病態”發展。他在“歸來堂”造了間書庫，且上了鎖，李清照若要翻看書籍，必須在簿上登記，若不當心弄破了書，就會遭到丈夫的“懲責”。這間自己家裏的書庫竟成了“公共圖書館”，李清照被剝奪了對金石物品的所有權，被剝奪了作為妻子的特權。丈夫的“懲責”，讓李清照首次感到在丈夫心中，自己的地位遠遠沒有金石重要。這時，她慪了一次氣。她不再理會書庫裏的寶物，不再看丈夫的臉色，她自己去買了一些“普及本”，那些價廉物美的書籍。她知道書是用來閲讀的，不是用來供奉的。為了買這些“普及本”，李清照開始縮衣節食。“食去重肉，衣去重採”這八個字根本沒有一絲“同甘共苦”的意思，相反，它們表達了李清照對於這次“慪氣”的堅決，表達了對丈夫的誓不妥協。這次慪氣是一種微弱而不徹底的抗爭。她此刻並沒有預見，這種“冷戰”策略根本不管用，她不知道在即將到來的日子裏，她的生命將不可避免地與這些寶物糾纏在一起。
三
六月十三日，(趙明誠)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餘意甚惡，呼曰：“如傳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趙明誠被任命為湖州知府，獨自赴建康面見皇帝。這段文字寫的是夫妻倆分別時的場景。這其實是一場夫妻間的爭吵，但一直被誤讀了。李清照問丈夫，如果敵人攻破城池，必須逃難，拿這些金石怎麼辦？趙明誠給她安排了一個順序，先丟什麼再丟什麼，最後，“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李清照這次終於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在趙明誠看來，如果李清照沒有和宗器同歸於盡，這不是由於她懼死，而是由於她忘記了該這樣做，“勿忘之”三個字剝奪了李清照自由選擇的權利。“遂馳馬去”，丈夫就這樣馳馬而去，將自己拋棄在這個紛亂迷茫的世界中。我們又一次見到這個熟悉的“遂”字，李清照習慣用“遂”(便)這個字不露聲色地表達自己的怨恨和不滿。文中還出現了“餘意甚惡”，惡什麼呢？人們很少對此進行解釋。聯繫“語境”，我們可以知道李清照“惡”的是丈夫的態度，離別時的態度。“坐岸上”，在這樣的時刻，他竟悠悠然坐着，絲毫不在乎這次分離可能意味着永別。“葛衣岸巾”是古代名士的着裝，它的悠閒瀟灑與此刻危險緊張的氣氛構成了反諷。“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皇帝的重用使丈夫的眼睛神采煥發，他的目光裏竟然沒有一絲依戀和不捨。在這樣一個生離死別的關頭，丈夫的表情、態度、舉動乃至着裝都讓李清照“意甚惡”。丈夫在吩咐自己的時候，還做了個動作：戟手遙應。《辭源》對“戟手”的釋義有兩種：一、怒罵;二、勇武。關於怒罵的釋例有二，《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唐代《酉陽雜俎》：“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徐培均先生《李清照集箋註》即從《辭源》中轉引了這兩個例子來箋註“戟手”(《李清照集箋註》卷三，P32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説明徐先生也把此處的“戟手”理解為形容怒罵。面對李清照的疑問，趙明誠是以怒罵的語氣來回答的，他嫌她羅嗦，嫌她糾纏不清。那一刻，丈夫的手指在李清照的眼前忽然變成了一把鋒利的戟，它的口子反射出可怖而刺目的光芒，似乎昭示着死亡的來臨。65天之後，趙明誠因病亡故。“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曹操有《遺令》：“餘香可分於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文選》卷六十陸機《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遺令》，P259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徐培均先生從這句話推測出趙明誠尚有小妾。在我看來，李清照用這個典故，指出了丈夫對身後事的不負責任，也表達出自己的埋怨和無奈。曾經的研究金石並未博得丈夫的一絲憐愛，他臨死前沒有對自己哪怕是多叨唸一兩句，原來自己和那些毫無才學的小妾並無分別。愛情原是幻夢一場。
昔蕭繹江陵陷歿，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餘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
文章最後，李清照套用了男性作家常用的結尾方式：類比。她將丈夫與蕭繹和楊廣作比較，從而對丈夫的金石癖進行了抽象提升：“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在這種抽象提升中，具體性和複雜性被塗抹了。因此，後代讀者在這一結尾中只讀出所謂的“宏大”主題：聚散無常。宋代無名氏《瑞桂堂暇錄》解讀道：“使後之人歎息而已。以見世間萬事，而終歸於一空而已。”明代顧炎武《日知錄》解讀道：“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轉引徐培均《李清照集箋註》卷三，P334、3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然而就在這段抽象提升中，我們依然可以發現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已經超逸出“宏大”主題：“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李清照突然萌生了一個很恐怖的念頭：自己之所以沒有保存好丈夫的遺物，也許不是戰亂、盜賊等外界原因所致，“罪魁禍首”正是當初命令自己保存遺物的丈夫(遺物的主人)。李清照懷疑是丈夫不願那些金石寶物留在自己身邊，是他把它們一起帶到九泉之下了。原來丈夫從一開始對自己就是不信任的，李清照有了這個可怖的懷疑，這一懷疑的背後，是對封建社會男性價值觀霸權的深刻覺悟。
《〈金石錄〉後序》結尾的抽象提升或許是李清照的一種不自覺行為，她必須要隱蔽自己的抗爭，她知道只有“宏大”主題才能得到男性批評家的賞識，才能在男性書寫的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如果將抗爭直接表露出來，或許會立即遭到中國文人(男人)們的封殺。這裏存在一個悖論：為了最終表達抗爭，必須首先隱蔽抗爭。所幸的是，此種抗爭意識終究沒有被文字全部遮蔽，有些“裂縫”還是能指引讀者通往李清照的意識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