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李香蘭(山口淑子)在中國已從風光的明星淪為輿論唾棄的對象。在中國人眼裏，她是中國人，卻為日本效忠;在日本人眼裏，她是日本人，卻着中國裝，唱中文歌。
左右為難的尷尬佔據了李香蘭的前半生，她在自傳中寫道：“夾在相互爭鬩的母國中國和祖國日本中間，拼鬥的火花濺滿全身。我被生生撕裂。”。
2014年9月7日，94歲的李香蘭在日本逝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稱“李香蘭女士戰後支持和參與中日友好事業，為此作出積極貢獻。”來自“母國”官方的追悼，對於這位傳奇女性掙扎了一輩子的身份糾結，或許是最後，也是最好的慰藉。
“祖國”和“母國”
山口淑子的祖父是漢學家，父親山口文雄早年來到中國，在“滿鐵”教中文課。山口淑子生在中國，18歲才第一次回到日本——她後來的自傳習慣表述為“去日本了”、“回中國了，對她來説，日本是祖國，而中國是“母親之國”。
在“滿鐵”，日本員工被要求學習中文，未獲中文審定資格不能轉正，資格越高薪水越多。山口淑子是父親每晚課堂上唯一的小孩，日本人不擅長的捲舌和送氣音，她學得比大人還快，國小四年級就通過了中文四級考試，六年級通過三級。
平靜的生活被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腰斬，日本關東軍炸燬南滿鐵路後栽贓中國軍隊，以此藉口拉開了侵略的步伐。“十五年戰爭就這樣在我生活的城市附近爆發，並將我的前半生肆意擺佈。”
70多年後，在自傳中，曾目睹“平頂山慘案”的山口淑子對映紅玻璃窗的熊熊火光和中國人被砍頭的血腥畫面仍心有餘悸。
平頂山事件中，有許多中國朋友的山口文雄因“涉嫌通敵”被日本憲兵拘捕，嫌疑解除後舉家移居瀋陽，被李際春安頓在姨太太家，山口淑子從那位裹着小腳的姨太太那裏學會了京片子。不久，她得到第一個中文名：李香蘭。
李際春是東北親日派軍閥，因”協助滿洲建國”有功而擔任瀋陽銀行總裁，和山口文雄是結拜兄弟。
1933年，山口淑子記得那是中國的農曆春節，13歲的她穿着大紅衣裳，和李際春“交杯飲酒，完成認親儀式”，李用自己的筆名為新收的養女取名。
在李家住到1934年5月，山口文雄決定讓李香蘭去北平投靠另一位顯赫的政要人物——後來當過北平公安局長和偽天津市長的潘毓桂，名義同樣是義父女，她多了一箇中文名叫潘淑華。
對於兩次認義父，李香蘭解釋：“在當時的中國，關係親密的家族間禮節性地過繼養子的情況並不罕見。”
聽起來確實蹊蹺，兩個義父都是政界人士，且都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聯繫李香蘭的“滿鐵”子弟出身和之後服務“滿鐵”“滿映”，諸多巧合未免有設計嫌疑。
她的中國文化基因似比日本血統更為凸顯。她和北平女孩一樣享受着流連北海公園、太廟和東來順羊肉館的歡樂時光。她説自己從來沒有作為日本人的優越感，“在作為李際春的義女李香蘭和作為潘毓桂的義女潘淑華的生活中……幾乎忘記了自己的日本國籍。”
金魚美人
在李香蘭的生命裏，來自俄羅斯的猶太姑娘柳芭佔據着特殊的位置。
在瀋陽期間，李香蘭肺結核初愈，醫生讓她鍛鍊呼吸器官，柳芭提議她學聲樂，並介紹了俄歌劇演員波多列索娃當她的老師。
“那孩子毫無天分，我教不了。”學院派女高音並不看好這位日後的紅歌星，但經不住柳芭苦求。“倘若柳芭當時輕易放棄，恐怕我就不會成為歌手了……她此後亦曾多次出現在我人生中的重要場合，最後甚至救了我的命。”李香蘭回憶。
13歲的李香蘭越唱越好，得到在老師的獨唱會上熱場的機會。演出後第二個週六，“奉天廣播局”科長東敬三找上門來。
當時日本在“滿洲國”推行“日滿親善”懷柔政策，廣播局籌劃推出通曉兩國語言、人靚歌甜的偶像演唱所謂的“滿洲新歌曲”，日本血統的李香蘭自然是比中國女子更合適的、不用擔心背叛的人選。
於是赴北平之前，她不露面地在廣播中演唱了《漁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曲目。
到了北平，“北支派遣軍司令部報道部”負責文化控制的特務山家亨常到潘家看望她，帶她飽嘗美食還給她零花錢。
一天李香蘭回到潘家，等着她的除了山家亨還有“滿映”的山梨稔。李香蘭被連哄帶騙地帶到“滿映”，等着她的是“廉價喜劇”《蜜月快車》的女主人公一角。在片場的伙食，日本人吃白米飯，中國演員吃高粱。
之後，“滿映”找到她的父母簽訂了專屬合約，她成為“滿映”第一女主角，接連拍攝多部日滿宣傳影片。
熒幕上，二九年華的她粉面桃腮，因為眼睛大而圓而有“金魚美人”之稱，兩個國家的女性氣質在她身上兼而有之，這種模糊和神祕增添了她的魅力，符合日本人對中國女人的想象。
演戲之餘，她甜美的歌聲，演唱的許多電影歌曲，已經在中國流傳廣泛。“滿映”捧紅的這枚糖衣炮彈，俘獲了不少受眾的心。
夢裏不知身是客
雖然懷着祖國日本和“母國”中國互不衝突的念頭，但非此即彼的現實選擇從李香蘭進入“滿映”前便已顯現。寄居潘家就讀北平女子中學時，整個學校只有潘家姐妹和另一名同學知道李香蘭的身份，“若被人知道我是日本人——所謂東洋鬼子——會有生命危險”。
日本關東軍的侵略愈演愈烈，北平常爆發反日遊行，每當此時李香蘭便驚慌失措地躲進小巷。
一次李香蘭被邀請到中南海公園參加學生茶會，有人問，倘若日軍越過北平的城牆，大家怎麼辦？
輪到低着頭的李香蘭發言，她説：“我會站上北平的城牆”。她後來在自傳中對此進一步解釋：“十六歲的我並未選擇日本或中國，而是選擇死在某方的槍口之下”。
中學女生李香蘭以為可以選擇中立的決心，在她成為電影女演員李香蘭後，遭遇了種種意想不到的現實衝擊，她對祖國和自己的認知都產生了動搖。
進入“滿映”第二年，她作為日滿親善使節“訪問”日本，儘管出發前夜興奮得不能閤眼，她的第一次祖國之行卻並不愉快。因為她身份尚未公開，持日本護照，穿中國旗袍，出入境的官員訓斥她“身為上等國民卻穿下等服裝”。
“我對祖國的幻想頓時破滅，心頭開始滴血。”李香蘭成了“沒有故鄉的人”，她的歌曲被中國官方視為“靡靡之音”，也被日本軍方當做“頹廢且挫傷士氣的敵國音樂”而禁止。
代表作《夜來香》儘管很受歡迎，但流行的時間不長，後來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國的軟綿綿的情歌都會使風紀紊亂。這首歌還讓她被日本工部局傳訊，他們不知道她是日本人。
自傳裏，李香蘭表示自己曾數次想公開身份。但當時，或許是“滿映”的阻撓，或許也因為不夠有勇氣，她始終未把握主動坦白的機會。
“文化漢奸” 槍口逃生
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李香蘭審判事件，是當時文藝界的一大新聞。
日本戰敗，偽滿隨之覆滅，曾為“滿映”服務的一些人員被作為“文化漢奸”起訴，其中便有李香蘭，因為她最知名，案件也最受關注。她的罪名是“身為中國人，卻和日本人共同拍攝冒充中國的電影，協助日本的大陸政策，背叛了中國”和“使用中日兩國語言，利用朋友關係搞間諜活動”。
那年深秋，軟禁中的她從傭人的報紙上讀到“十二月八日下午三點對李香蘭執行槍決”的消息。
那天距離槍決日還有三週，“我始終無法忘記那段痛苦的日子，每當有車停在大雜院前，我就緊張得喘不過氣。只要有人敲門，我就會嚇得縮成一團”。
她所恐懼的日子到來了，但那天什麼也沒發生，反而是失聯的昔日好友柳芭前來探望，並設法從山口文雄那裏拿到了李香蘭的日籍證明。
審判庭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李香蘭出示自己的日本户籍抄本證明，既然“漢”之身份不存，“漢奸”之罪也無法成立，鑑於她未參與演出之外的政治活動，法官當庭宣判無罪，觀眾席一片譁然。
據説，當聽眾憤然要求重申時，被告席上的李香蘭淚流滿面地唱起了自己的流行歌曲，一再鞠躬致歉，得到了中國人的寬容——這個中國式的感化片段，在她晚年的自傳中並沒有提及。
與“漢奸”李香蘭其實是日本人同樣令人意外的，還有“日本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原來是中國人金璧輝一事。
川島芳子最終沒有逃過槍決，據李香蘭晚年披露，川島曾嘗試向“日本義父”尋求一張假日籍身份證明以逃脱罪責，但未能如願。
1946年，山口淑子被遣返回日本，當船駛離中國碼頭，收音機中飄出《夜來香》的歌聲，這位歌曲的演唱者“忍不住全身顫抖”。
此生名為李香蘭
恢復本來身份的山口淑子在日本繼續影視事業，她給自己起了一個藝名“香蘭山口”，她稱這個名字為“中日混合物”。
1950年代，她應香港邵氏電影公司邀請拍攝《金瓶梅》、《一夜風流》、《神祕美人》等電影，李香蘭這個名字，又重新迴歸中國觀眾視線。
1994年周星馳執導並主演的《國產凌凌漆》雖然仍稱李香蘭為“漢奸”，卻又安排了一場演奏歌曲《李香蘭》的動人場景。
不過，如果李香蘭的經歷僅限於此，那也不過是又一個周璇或川島芳子或其他民國女人式樣的故事。
最大膽的編劇恐怕也寫不出來的續集是，晚年李香蘭先是成為日本電視台的女記者，深入中東和東南亞戰地採訪，會見名流政要，1974年，她又走上政壇，當了18年參議員。
前半生，她為時代所累，幾乎成了“漢奸”;而後半生，她抓住時代，讓自己成為“中日友好”的名片。
“山口淑子、李香蘭、潘淑華、山口野莉、野口淑子、大鷹淑子……”在自傳裏，李香蘭回憶了曾經擁有過的名字，“對我而言名字的更改不僅反映人生的轉變，更意味着無法擺脱的烙印，那是我傾盡一生也無法戰勝的‘時代’。”但“李香蘭”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她的那本自傳最終命名《此生名為李香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