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言：本文口述者謝繼民先生是謝晉元將軍次子，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等職。他1936年出生於廣東蕉嶺，10歲隨母親回滬，距其父去世已經五載。雖然從未與父親謀面，但他歷時多年廣搜史料，遍訪倖存孤軍，對父親生平和孤軍歷史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以一己之力寫作《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八百壯士浴血奮戰記》一書，為的是給子孫後代留下真實的歷史記錄。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也是謝將軍誕辰110週年，各種紀念活動的邀約紛至沓來，謝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筆者的專訪。年近八旬的他身體硬朗，思路清晰，口才斐然，深情回顧了其母親凌維誠女士忍辱負重，支撐家庭和照顧倖存孤軍的艱辛往事，並分析了謝將軍遇害真相。
上海小姐與廣東“鳳凰男”的相遇結合
我的父親謝晉元(1905—1941)和母親凌維誠(1907—1991)是在一場婚禮上相遇的。婚禮的新郎、新娘分別是我父親、母親的同學兼密友。那年是1927年，父親22歲，母親20歲。由這對新人搭橋，父親和母親很快便熟悉起來，在交往一年多後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實際上，母親的家庭條件比父親優越許多。母親出生於上海，在家中三個女兒中排行老二。我外公外婆在徐家彙老街開有一家麪店，家境小康。儘管外公去世得早，外婆仍把麪店打理得井井有條，讓女兒們不愁吃穿且能上學讀書。母親先後畢業於上海務本女中和東南體育專科學校，學的專業是音樂，彈風琴、拉小提琴、吹簫、教唱歌樣樣拿得出手。而我父親的家鄉遠在廣東省蕉嶺縣新鋪鎮同福鄉尖坑村，屬於客家地區。祖父務農，也曾外出做小買賣，育有二男七女，日子過得十分艱苦。父親自小便學習成績優異，曾考入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但因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和“沙基慘案”的影響，不等畢業便棄文從武，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後即參加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因作戰勇猛而一路晉升。按今天的話説，父親是偏遠山區裏飛出的“鳳凰男”。
1928年四月底五月初，北伐軍打到濟南時受日軍阻止，父親擔任先鋒營營長，與日本人狠狠打了一仗，自己也身受重傷，只得轉到漢口美國人開的醫院治療，並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養傷。在此期間，母親多次前去探望。父親快痊癒時對我母親講，我們結婚吧。對這樁婚事，我外婆不大讚成，雖然她很認可我父親的人品，但是考慮到軍人這個職業風險太大，與家人聚少離多，所以很不放心。可我母親主意已定，1929年9月兩人就在漢口大華飯店舉行了婚禮。
1930年母親生下我大姐雪芬，做完月子後便回滬了，女兒留在漢口託奶媽撫養，後託人帶回上海。1932年和1934年，我二姐蘭芬和大哥幼民相繼出生，他們兩人由母親自己帶，當時住在上海的龍華寺對面。
在日寇的步步緊逼之下，國民政府為了在京滬、滬杭甬兩線加強國防，於1936年初密令張治中將軍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兼淞滬警備司令，成立軍校高級教官室，着手研究淞滬地區作戰計劃。1936年春，張治中分批派遣營長以上的軍官，化裝成便衣祕密前往上海偵察地形。父親時任88師師部中校參謀，被分在了第二批偵察小組，對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周圍地形進行偵察。
眼看大戰將至，父親萌生了把妻兒送到廣東蕉嶺鄉下的念頭。這是個非常重大而突然的人生轉折，母親的親戚朋友無一讚同。即使沒有父親，靠孃家的支持母親也能養活自己和子女。我的小姨夫周兆棠也是黃埔畢業生，在政界有一定名望，後來成為第一屆國大代表，他和小姨力勸我母親跟他們去重慶。但父親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蕉嶺位於閩粵交界處，日本兵力不會打到如此偏僻的山區，所以可以保證安全;另一方面，我大伯1929年在南洋打工時因病去世，姑姑們也都出嫁了，我的祖父母已年過六十，在老家無人照顧，父親實在放心不下。母親十分體諒父親想要盡孝的心情，不顧眾人反對，毅然答應了他的請求。
於是就在1936年春節過後，父親護送已身懷六甲的母親和三個子女來到了廣東蕉嶺。只呆了兩個星期，父親就趕回上海了。臨別時，父親對母親説：“這場戰爭將會是長期、激烈和殘酷的，如果不安頓好你們，我無法安心殺敵。讓你呆在這麼苦的地方實在是不得已，侍奉年老父母和撫養年幼子女的重擔本應該由我來挑，但作為軍人，為國效命就不能顧家，所以現在不得不交給你了。但你要相信，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一定會屬於我們，到勝利那天，我就來接你們返回上海。”母親對父親的話堅信不疑，但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次分別竟成了永訣。
1936年10月底，母親生下了我，為我取名繼民，意為繼承先輩的優良品格，這是父親的囑咐。
按照客家風俗，男人是不下田種地的，年邁的祖父也確實無法擔負農活，母親便成了唯一的勞動力。大伯的女兒謝孟招與我大姐年紀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嬸出走而無人照料，母親將她視若己出。這樣一來，祖父母、母親和五個孩子，一家八口人的吃飯問題都要靠母親種田來解決。雖然父親也寄來一些錢，但也只是杯水車薪。母親脱下了旗袍高跟鞋，摘下了首飾細軟，換成當地農婦的粗布衣衫，從頭開始學做農活。生活所迫之下，人的潛力是無窮的，播種插秧、澆水施肥、耕耘收割等活計她逐漸都能應付，由一個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蜕變成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婦。
我小時候，每天早晨一覺醒來，總是看不見母親，因為她早已下田幹活了。像當地人一樣，她下地之前用大鍋灶煮一鍋米飯，我們小孩子誰餓了就自己舀飯吃，涼了就澆上開水，配點鹹菜或鹽水，基本沒什麼別的菜吃，吃好了自己背書包上學。白天基本見不到母親，是祖母幫着照應我們。晚上母親還要操持家務，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若干年以後，每憶起廣東的生活，母親總是重複一句話：“在老家的十年是怎麼熬過來的，我想來想去到現在還弄不明白。”這句話讓我無限心酸。可憐母親那彈奏樂器的纖纖玉指磨出了老繭，潔白光潤的皮膚曬得失去光澤，當時年幼的我們無法體諒母親的艱辛，更別説為她分擔絲毫了，丈夫和孃家人都遠在千里之外，一天的繁重勞動之後誰能撫平她身心的疲憊，又有誰能傾聽她滿腔的孤獨和委屈呢？父親率四行孤軍殺敵在前線，而母親又何嘗不是孤軍奮戰？
1940年，我祖母去世，祖父為了養老，領養了一個小姑娘做孫女，所以家裏還是八口人吃飯。少了祖母的幫忙，母親家裏家外更加忙碌。不料時隔一年，傳來父親遇害的噩耗，母親痛不欲生，幾近崩潰。她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終年勞累苦苦支撐家庭，日盼夜盼父親凱旋，竟等來如此結局。父親承諾的一家團聚是她的精神支柱，現在這個支柱崩塌了，她真想一走了之。但她終究還是無法撇下年近七旬的公公和嗷嗷待哺的幼女稚兒，只得淚往肚裏流，重新振作精神，繼續以柔弱的身軀支撐這個殘破的家庭。真是死者易而生者難也。
1941年秋，母親從蕉嶺出發，長途跋涉到了重慶，受到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接見。蔣説，現在抗戰期間，國家困難，待勝利後，國家定會照顧你們的。宋美齡則拉着母親的手，用上海話説：“維誠啊，儂放心，國家勿會忘記儂的。今後可以每年來重慶一趟，搭儂一道講講。”
母親領回了國民政府的5萬元法幣撫卹金，與祖父商量，一人一半。母親將她分得的錢買了三畝田自己耕作。後來我們離粵回滬，祖父也用分得的錢買了幾畝山地，僱人耕種，以保障生計。謝孟招長大以後則下了南洋，在泰國開一家小店鋪，以微薄的收入收養了十幾個被遺棄的幼兒。她以這種方式表達對母親的感激之情，回報母親的養育之恩。
我自出生起就沒有見過父親一面，父親遇害時我還不滿五歲，但自從懂事起，凡能接觸到的孤軍士兵，我都與他們深談過，聽他們講述四行倉庫戰役的經過和孤軍營內的真實生活，也多次涉及父親遇害的關鍵細節，父親在營內所寫的日記我也仔細讀過，在多方史實相互印證的情況下，大致釐清了父親遇害的真相。
1941年4月24日早晨，父親像往常一樣指揮官兵早操，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四名士兵圍攻，身體多處被利刃所刺，待官兵們察覺有異，為時已晚。兇犯當場被擒，後在法庭上陳述殺人動機是“待遇不良，飲食不飽，外界捐款不公開”，但這些説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從父親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幾年中他最為操心的就是營內的經濟問題，即三百多號士兵的吃住穿和薪餉發放，這直接關係到軍心的穩定。毫不誇張地説，他為此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沒睡過一個安穩覺。孤軍營的經濟來源主要是上海工商界和市民的捐助、國民政府軍政部的撥款和開展手工業生產的銷售收入等三方面。為管理這些收入，在父親的主張下成立了由十名官兵組成的經濟委員會，賬目日清月結，張榜公佈。按照老兵們的一致説法，孤軍營幾年的生活，在謝團長的精心調度安排下，總體上還是過得去的;絕大多數官兵都能理解團長在經濟等各方面的一片苦心，也並無多少意見。
由此可見，兇犯的行兇動機並非如其所述，而是另有隱情。最大的疑點是為首的兇犯郝鼎誠使用的兇器——匕首的來歷。我幾乎問遍了所有幸存的孤軍官兵，他們都否認營內有這樣一件匕首。孤軍在退入租界之日就已奉命繳出所有武器，僅有的刀具是四把切菜刀，且是有編號登記的，平日掛在廚房指定位置。可見匕首並非營內之物，而是從營外帶入的。據曾任副班長的張應祿回憶，在血案發生前幾日，外面劇團進孤軍營演出，期間使用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演出結束劇團撤出了，但道具中少了這把匕首，當時大家都沒在意，等到出事了，才想起來肯定是外面的人藉此機會有意把匕首留給了郝鼎誠。也就是説，郝只是明裏使刀的，暗中作祟的另有其人。孤軍營向民眾開放是父親向租界當局竭力爭取來的，為的是聯繫民眾宣傳抗戰，但每天進出的人羣當中難免混進少數別有用心者，包括汪偽特務。四行孤軍是他們的眼中釘，他們多次遊説利誘父親不成，便找機會物色合適的內奸。
其實，孤軍營內最大、最根本、最嚴重的矛盾，是孤軍的去留即自由問題，這也是導致父親遇害的深層原因。自退出四行倉庫戰鬥，羈留租界孤軍營起，父親幾乎每天都在為恢復自由，重返部隊而努力。他利用一切機會，向租界工部局進行口頭和書面交涉，但工部局在日寇威逼下拒絕釋放孤軍。他又三番五次給國民政府軍政部上級寫信、發電報，甚至提出可在上海地方人士的接應下，讓將士們陸續逃出孤軍營返回內地，重回部隊殺敵，但是上級的答覆始終是時機未到，讓他們繼續等待，蔣介石前後三次電報，都是要求“忍耐”、“艱苦支撐”、“堅忍自重，堅持到底”。
孤軍官兵都是血性男兒，面對遙遙無期的拘禁生涯，他們寧願採取暴動的方式血灑租界，也不想過失去自由的屈辱生活。看守孤軍營的白俄僱傭兵開始只有二三十人，後來四五十人，以孤軍士兵的戰鬥力對付他們完全不在話下。父親的內心當然也有痛苦掙扎，作為一名軍人，他多麼想立刻投入前線殺敵，哪怕馬革裹屍也比困守一隅來得痛快;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他又多麼盼望能衝出牢籠，與親人團聚，哪怕只有片刻歡聚。但父親畢竟是黃埔軍校培養的有政治頭腦的軍人，雖然身陷孤軍營，但對國際國內形勢卻十分明瞭。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孤軍擅自行動，日軍就會以此為藉口，進入甚至佔領租界，若租界不保，各派抗日力量就少了一塊重要的活動空間，而且會對爭取西方國家支援我們抗戰造成不利影響。經過理性的考慮，他選擇了服從命令、顧全大局，選擇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可惜的是，父親的苦心並非所有官兵都能理解。雖然父親想盡辦法要求三百多名官兵與他保持一致，為此他多次訓誡下屬，希望能轉變他們的思想，並組織官兵開展體育鍛煉和文化學習，以提高士氣，保持軍風，但依然有人不堪忍受拘禁生活，把失去自由的賬算在了父親的頭上，再加上日偽的收買利誘，於是鋌而走險，做出極端的暴行。
父親為他的信念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我想，即使再給他一次重來的機會，他依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終於盼到抗戰勝利，母親賣掉了一些田，辭別了祖父，帶着我們四個孩子於1946年3月前，踏上了回上海的路。我們坐小木船從家鄉到汕頭，想要搭乘去上海的輪船，但是盤纏不夠。汕頭當地人聽説是謝晉元將軍遺屬，便跟一家輪船公司説情，輪船公司答應將我們在船上的食宿費用全免。但船要大約一個月再出發，講義氣的汕頭人又安排我們在當地暫住。就這樣停停走走，一個多月後才到達母親闊別了十年的上海。
回上海當晚，我們住在永安公司後面小馬路上的新新旅社。次日，報上登了一條簡單的消息，説謝將軍遺孀回滬了。第二天，就有兩三個孤軍士兵找上門來，把我們請到吳淞路466號靠近海寧路的一幢三層樓房居住。這幢樓的底樓空着，我們一家在二樓住下，三樓隔了許多小間，住孤軍士兵。這本是日本人的房屋，抗戰勝利後各方“大員”爭搶接收敵產，三青團先看中了它準備做團部，已經擺了幾張寫字枱進來。回到上海的一批孤軍士兵急需棲身之所，便佔了這幢樓，八百壯士名氣響，加上團長夫人“壓寨”，三青團一看惹不起，只好撤了。一天夜裏，三青團來人悄悄潛入房裏，把寫字枱運出去了。我們早上起來才發現，只覺得好笑。
當時散佈在上海各區的孤軍倖存者有五六十人，後來聚集了百人左右，工作生活大都無着落。母親説：“團長犧牲了，我作為團長夫人，要把團長留下的擔子挑起來。”1946年6月，母親帶着我和哥哥去南京求見蔣介石，蔣沒見着，見到了宋美齡，宋説：你們先回去吧，會安排上海市政府照顧你們的。就這樣，我們一分錢都沒有拿到就被打發回來了。
母親再去上海市政府討説法，結果市政府推到社會局，社會局又推到其他部門，奔波了一圈仍一無所獲。後來我看文史資料瞭解到，國民政府當時的工作重點是打內戰，湯恩伯曾召開老兵茶話會，動員孤軍士兵返回部隊，承諾哪怕是普通小兵，都給安排排長職務，但這些士兵沒有一個答應如此的“優待政策”。我曾問他們為什麼不接受，他們説：八年來我們吃了那麼多苦，打日本人是義不容辭的，但是仗我們打夠了，內戰我們不願意再打了。
可能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孤軍徹底沒人管了。母親和領頭的孤軍想了很多辦法，曾試圖接管黃浦江上的大達碼頭(也是日軍軍產)，讓孤軍做扛棒工，但碼頭是有黑社會背景的，很快就有警察來干預;還想從外灘黃浦飯店到靜安寺開一條公交線路，公交車已經找好了，但通車第一天來了幾名警察，有兩名警察攔在車前，罵不還口地站着，車子根本開不出去，只好作罷。
母親利用一切能動用的關係，懇求父親生前的熟人為孤軍介紹工作。上海鐵路局局長王兆槐是父親同學，通過他安排了七八個士兵做鐵路警察;個別會開汽車的進入企業當司機，很受歡迎;還有一些介紹到內河航運公司工作。這些士兵素質都比較好，基本上做到退休為止。
1948年，內戰吃緊，物價飛漲，日子更加艱難。曾任孤軍二連排長、孤軍營升為連長的李春林把原孤軍營和父親墓地所在的膠州路餘姚路的六十幾畝地圈起來，借給蘇北難民搭棚，每户收取一兩鬥米的租金。李春林把租金交給母親分配，這筆錢一小部分供我們生活讀書之用，剩下分給孤軍，最多時每月有110幾個人來領取生活補貼。
上海解放後，母親抱着試試看的心情寫信給陳毅市長，説明吳淞路466號三層樓和膠州路父親墓地周圍空地的歷史，請求人民政府准予繼續使用。1949年10月底，市政府發指令給房地產管理處和財政處，指示吳淞路466號房屋及墓地一段歸謝晉元遺屬使用，一切費用減免。據此，管理處給母親發通知，房租不用交了;財政處通知，住房房捐和地捐不收了。我們一家仍住二樓，幾户孤軍士兵住三樓，一樓出租給商人開店。解放初期在陳毅市長的關心下，我們一家總算過上了安穩的生活，我們兄弟姐妹四人也定定心心地上學讀書，畢業工作。回想起抗戰勝利後找政府遭遇推諉的經歷，母親由衷地讚歎新政權尊重歷史的態度和行事作風。
政府還給母親介紹工作，安排她到江南造船廠等待遇高的大廠，但為了照顧我們四個子女，母親都放棄了，選擇了就近在里弄託兒所工作，先任副所長兼保育員，後又調里弄服裝廠工作，直到1973年退休。1957年3月她還被增補為虹口區第一屆政協委員，此後又連續擔任了第二屆至第七屆政協委員。
孤軍的原籍以湖北為主，也有湖南、山西等地，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軍陸續返回家鄉，臨行前他們都來與母親告別，母親總要給他們一筆錢作為路費和安家費。孤軍基本散去後，父親墓地周圍土地的租金收取就停止了。
四行倉庫呂經理轉述給我一件事，是家住寶山的原孤軍士兵郭興發對他講的：三年困難時期，“家裏揭不開鍋了，我帶着兒子到夫人家，夫人弄了一小袋米讓我們帶回去，這在當時可是錢都買不到的寶貝。夫人真好！”這救命的米實際上是母親用台灣的阿姨姨夫寄來錢的外匯券購買的。
母親説的一番話我始終記得：“父親雖然犧牲了，但全國人民都紀念他;而許多人犧牲了，不僅默默無聞，甚至屍骨無存，比我們慘多了。苦就苦了這些孤軍士兵啊，他們在戰場上賣命，在租界被囚，在日軍戰俘營做苦力，九死一生地盼到戰爭結束，卻連生活都無着落！我作為團長夫人，一定要盡我所能幫助他們，否則你父親在天之靈也會不安的。”母親一生艱辛，但她對自己的傷痛總是隱忍不言，也從未怨天尤人，而是真心實意同情弱者，廣施援手。
渡過“文革”劫難，母親享受了十幾年較為舒適安定的家庭生活。父親參加抗日為國捐軀的歷史功績被重新確認，母親受邀參加了多次中央和地方政府舉辦的抗戰紀念活動，她總是盡力配合，宣講四行孤軍的抗日事蹟，鼓舞年輕一代的愛國主義精神。1991年1月6日母親在上海新華醫院病逝，享年84歲。我們按照她的生前願望，將她安葬於宋慶齡陵園，與父親相伴長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