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復出，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他原來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領導職務。之後，鄧小平自告奮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學校招生會在北京召開。由於“左”的思想還束縛着許多人的頭腦，因此會議爭論十分激烈。爭論的主要問題是：現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樣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是否可以恢復考試？政治審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論的影響，貫徹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的政策？招生中貫徹階級路線與擇優錄取的關係？
對於上述問題，主持會議的原教育部主要領導人總也不表態，致使會期一延再延。終於，鄧小平發了脾氣，警告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不要成為阻力”。對教育部送審稿上關於招收新生的政治審查條件，他認為“太繁瑣”，這一段全部被他劃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關於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鄧小平寫的。他説：“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當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長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裏傳出頭條新聞：恢復大學聯考。
很快，北京起重機廠召開正式會議傳達相關文件，報考條件就張貼在車間的牆上。劉源經過仔細研讀，發現報名的政審條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説了本人不能有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他決定報考，但內心深處對會不會被允許參加考試仍然非常懷疑。畢竟，他的父親劉少奇頭上，還壓着“全國最大走資派”的帽子。
報名後，劉源開始認真準備大學聯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證。可不久，他卻得知自己的報名被廠組織部門退回，理由是“超齡”。那年，劉源26歲，而據非正式的傳達裏有“最好25歲以下”一説。劉源不服氣，因為自己八年級輟學，是“老三屆”的國中生，而大學聯考對“老三屆”的高中生都是放開的，“他們的年齡肯定比我大”。
日後，劉源分析道：“當年大學聯考報名，也不能説我本人有什麼問題，就説我年齡不行。當時的環境中，不讓我考，不會犯錯誤，讓我考，就可能冒風險。”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於是，當時以劉源的年齡劃線，廠子裏9個年齡大過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氣之下，劉源給鄧小平寫了封信。今天，劉源仍然能很清晰地複述信的內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開頭就自報家門，説我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我這幾年從農村又到工廠，聽説您恢復工作抓大學聯考，很高興，大家都很振奮。我想考大學，現在廠子裏不讓考，如果因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讓我考，我很不服氣，何況你這個招生簡章並沒有這麼講。讓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誰也不怨……”
劉源記得，信不長，就一頁紙，用鋼筆書寫工整，在信封上寫着“中共中央鄧小平副主席”，然後貼了4分錢郵票，在自己的住處北京永安裏附近隨便找了一個郵筒投了進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沒有結果，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劉源心裏沒有底。10余天後，來了迴音。劉源和9個情況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鄧小平的批覆，劉源至今沒見過，“具體怎麼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鄧小平批給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吳德轉批給北京市負責高招的同志，最後由廠裏教育處通知劉源，説是可以報考了。
報考的時候，劉源認真地填了政審表。父親一欄填“劉少奇”，母親一欄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欄填“工人”，籍貫、政治面貌、社會關係等等一概填了一個“眾所周知”。
劉源他們拿到的，是當年北京市大學聯考考場裏最後10個考號。當時，離大學聯考舉行，僅餘一個星期。他記得，當年每個考場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後一個考場顯得相當空蕩，只坐了不到20個考生，其中10名來自北京起重機廠。劉源他們中的7位，後來成為幸運的七七級大學生。
大學聯考過後是招生。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師周興旺當時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招生。他住的房間裏，牀上攤滿檔案袋。他所能接觸到的檔案，都是經北京市高招辦篩選過的。高招辦當時掌握着一份20個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單，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級領導人的子女。高招辦領導讓周興旺在劉源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這兩份檔案中選一份。周興旺想：那就選個“大”的吧。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於是，周興旺拿了劉源這一份。儘管檔案就幾頁紙，但拿在手裏覺得沉甸甸的。周興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須帶回學校彙報。因為怕丟失，這份檔案就在他家防震棚裏架高的雙人牀上過了一夜。
錄取還是不錄取考生劉源的問題，一直報到當時師院的領導機構“北京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併為此專門開會研究。革委會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在討論會上，他拿着劉源的檔案，説，這個學生在農村插過隊，是因為肝炎被退回北京養病的。這個身體呀，能過關嗎？得讓他去醫院複查。身體行的話，沒有理由不讓他上吧？
為此，一個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層面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就此降到了一個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執行的標準上，即政治問題變成了體質問題。不久，劉源去崇文門內旅館，找周興旺老師體檢。
周興旺帶着劉源去了同仁醫院。這是一場只有一個學生的特殊體檢。直到此時，劉源開始相信，上大學真的“可能有戲”。
1978年初的一天，劉源終於收到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刻，他有些激動。此時，距離父親劉少奇辭世已近10年，母親王光美還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劉源清楚地記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學。
懷着對失去青春歲月的強烈補償心理，帶着10年動亂中留下的對中國現實和未來的無數疑問，劉源在中外歷史中忘情徜徉。同學們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種十幾年來從未有過的平靜。
1978年，對於中國而言，意味着一場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變革的開始;而對於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後人們而言，則意味着一場持續10餘年噩夢的終結。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年12月22日，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王光美被釋放出獄，隨後徹底平反。
見到母親王光美時，劉源的眼圈紅了：母親臉色蒼白，眼角已經布上細細的皺紋，那曾經黑得像墨玉一樣的頭髮已經失去光澤，幾絲白髮刺目地顯露出來。
在和鄧小平的一次會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兒子要求參加大學聯考的信和鄧的親自批覆。鄧小平微微一笑，沒有作答。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其實，當年劉源報考的第一志願是北大哲學系，第二志願才是北師院歷史系。考試結果雖然超過了第一志願的錄取線，但北大當時不敢招收這個身份特殊的學生。劉少奇被平反後，北大曾經派一位老師專程找到劉源，問他：“你還想上北大嗎？這是你原來報考的大學。”那位老師話説得很真誠：“當時沒收，確實不對，現在也許可以補救一下吧。原來你報的哲學，現在上的歷史，你願意上哲學還是歷史？”
劉源沒有選擇轉校。對北京師範學院，他心懷感激。
母親力促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時左右，作為20世紀中國最富傳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紀念館舉行的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最後幾乎成了哭別儀式。當前來送別的人們看到他們愛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詳如昔、安卧在鮮花叢中時，都忍不住流下了難過與不捨的淚水，親朋好友們更是泣不成聲。從小就堅強地面對大風大浪的劉源，此時此刻凝視着黨旗披身的母親，也忍不住淚流滿面，遲遲不願與母親做最後訣別。
最後，劉源還是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親深深敬了一個軍禮後，緩緩捧起母親遺像，走出告別廳。眾兒女含淚目送載着母親靈柩的靈車緩緩離去，心裏默默喊道：“媽媽，您永遠與我們在一起！”
劉源説，母親身上幾乎具備了東方女性所有的傳統美德。不論以什麼身份出現，她總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為國家元首夫人時，她默默地盡心輔助和照顧父親;在風暴襲來時，她勇敢地站在父親前面，承受着狂濤般的侮辱誹謗，無怨無悔;在經歷12年單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極大摧殘時，她從不動搖對父親、對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幾乎已經不屬於她的時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軀為中國貧困母親們奔走呼籲……“作為母親，她從不對孩子發脾氣，但卻很有原則，從不放鬆要求。在我年紀尚小還不能當兵的時候，每到假期裏，母親就會讓父親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崗，學習解放軍吃苦耐勞、嚴守紀律的作風。”
劉源記得，1982年自己大學畢業臨近時，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過的他，開始認真地思考畢業後去向，實際也是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當時是母親給予自己以極大的理解與支持。
學校表示可以照顧他留在北京，教授們也願意收他為研究生繼續深造，出國留學也不成問題，給領導同志當祕書也是觸手可及的事。劉源卻都婉言謝絕了，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幹一番事業。他想得更多的，是黃土地上的人們，是仍然貧困的農民。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父親的教導猶在耳畔，白坊村農民的貧困生活和動人心魄的送別情景歷歷在目。他下決心兑現諾言，重返農村，到中國的最基層去，向農民還情還願，為老百姓實實在在做些事情。
最後，他主動要求到河南農村工作，他要到父親曾經戰鬥、蒙難過的地方去，在父親身邊工作，他會更有力量。作為兒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
劉源在後來給中學老師的一封信中，這樣敍述着他當時的動機和想法：“在大學的4年裏，我經歷了所謂‘個人命運’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最黑的’變為‘中國頭號高幹子弟’(都是別人的話)，而我的精神上也經歷了一段極為劇烈的痛苦時期。我衝出逆境之時，才發現在我和周圍人們之間隔了一道無形的牆，我曾努力去推倒這牆，可是自己的力量那麼微小、單薄，過去許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羣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證明我同大家沒什麼兩樣，是個極普通的人，但枉然。……經過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強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動來贏得人民的信任，以幾年、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來拆除那道牆。”
主意一定，劉源如釋重負，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倫之樂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親，心又猛地痛縮起來。母親被關押在單人監獄之中苦度12個春秋，現在多麼需要親人的陪伴和安撫，再一次離她而去，未免太殘酷了……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1982年，劉源隻身一人來到了河南新鄉縣七裏營公社。那時，基層剛為許多老幹部落實政策，許多同志才復職，劉源在公社黨委、管委17個正副書記主任中，當了個“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個大隊分管一個區，後又分管社隊企業。
劉源的從政經驗在公社副主任這個位置上積累起來的。早年的插隊生活培養了劉源跟基層羣眾打交道的習慣。
剛開始，人們不知道這個北京分來的大學生是什麼人，公社領導又多，誰也沒有注意到他這個“第17把手”。後來，當人們知道了新來的劉主任就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後，眼光和表情立刻變得複雜起來，以各種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過，人們漸漸感覺到他的正直、務實，便一致豎起大拇指來。
1983年4月，經新鄉縣人大常委會討論，全票選舉劉源擔任副縣長，主抓全縣的多種經營和工業。一年以後，正逢幹部隊伍“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由於成績顯著，他又被縣人代會全票選舉為縣長。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1985年初，劉源調任鄭州市副市長，分管城建、計劃、工交。當時，市裏正在爭取天然氣工程立項，工作難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長就把這塊“硬骨頭”交給了他。
回憶在北京跑項目的那些日子，用劉源自己的話來説，就像個“上訪户”。憑着為人民造福的願望，利用在北京人際關係熟的條件，他在國家計委和石油部之間穿梭似的來回跑。一年後，當地羣眾翹首以盼的天然氣終於引到了鄭州，市民結束了用煤火燒飯的年代。當諸事就緒後，劉源本來就十分單薄的身體又瘦了一圈。
在鄭州，被人們傳為美談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劉源讓他們住上了新房。一個數字很能説明問題，鄭州市人均住房面積由原來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這個數字對於當時市區擁有80多萬居民的鄭州來説，的確不是個小事情。在舊城改造期間拆舊民房時，羣眾一時不理解，曾紛紛圍住劉源評理。一人難辯眾口，他開車就跑，大家都在背後取笑他。然而1年後，當這些評理者搬進新居時，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對別人説：“我還跟劉市長説過話呢！”
從副省長到解放軍上將
有人説他是“坐飛機”上來的，但是新鄉縣、鄭州市，從領導到炊事員都説他是“扛大個、賣苦力”上來的。在鄭州市副市長任上，青工樓、火車站廣場、舊城改造……劉源幹了一件又一件實事。有目共睹的實績，使劉源在老百姓中獲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屆人代會爆出一條轟動全國的大新聞：36歲的劉源經人民代表直接提名為候選人，並當選為副省長。100多名代表在推薦理由中説：“我們推薦劉源為候選人，並不是因為他是劉少奇同志的兒子，而是因為他謙虛謹慎，工作敢想敢幹而又任勞任怨，有突出的政績。”
劉源不會忘記那一天，河南人民大會堂裏掌聲四起，從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級台階，他兩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謝。此時，台下再次爆發雷鳴般的掌聲。
此時的劉源百感交集，淚眼模糊，耳邊又響起父親語重心長的話語：“對一個人來説，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當時，他分管的是工業、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後的第一項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門峽，處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車事故。幾年裏，哪裏遭了災，他就馬不停蹄地趕到哪裏;哪裏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現在現場。災民的窩棚裏，總有他忙碌的身影;醫院傷病員眼前，總有他充滿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個農業大省，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為了讓河南的工業交通有個較快的發展，他簡直是玩命地工作，就連他年輕的祕書和司機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們都説老百姓辦事難，其實省長們辦事也並非都那麼容易。就説這跑項目跑資金的事，幾乎件件都是跑斷了腿，磨破了嘴。劉源後來自己也調侃説：“有時碰到那些關鍵人物，我這個省長也像個孫子似的，不過好在咱們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是給自己辦事，噹噹孫子也不覺得丟人！”
在擔任副省長的4年半中，劉源領導建設了多座大型電廠和全國最大的50萬伏直流超高壓變電站，使全省電力裝機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國投資最大的製藥廠中原藥廠等幾家藥企的興建，使全省醫藥產值躍居全國先進行列;利用外資引進電話設備，使全省程控電話增加了五六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三套設備之一的中原化肥廠的投產，為農民解決了急需的尿素供應問題;還有全國最大的周口味精廠、安陽玻殼廠以及黃河上的5座公路橋等等。每一項工程中，都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個擁有8800萬人口的大省擔任副省長，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擔子的分量。4年半的時間裏，他絲毫也不敢懈怠。不論環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總是全力推進各項改革。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黨政領導“一肩挑”等重大問題上的舉措，河南在全國都是搞得較早較好的，多次受到國家體改委的肯定。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説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有人説，劉源是藉着父親的名氣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個離了父親就幹不了事的人。的確，劉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對此，他説過：“我們這種出身的人，幹好事幹壞事都有條件，並且特別引人注目。人們在想像中和傳説中，又給我們塗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東西。做一點好事，要誇大一些，做了什麼壞事，都會立刻滿城風雨，傳來傳去，就變了樣子。現在大家都反對特權，我也反對。如果説我是在利用特權，我只能保證：我只用它為人民做好事，決不用它做壞事，不用它謀私利！”
1992年，劉源調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後任政委，由此進入軍界。同年晉升武警少將警銜。1998年，劉源任武警總部副政委。2000年晉升武警中將警銜。2002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
劉源出任總後勤部副政委期間，適逢中國軍隊第十次大裁軍：在“九五”期間裁減軍隊員額50萬的基礎上，2005年前我軍再裁減員額20萬，主要目的是適應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
劉源親歷了此次裁軍，並參與了裁減人數最為集中的總後系統4所院校向地方整體移交的工作。關於這次移交對於軍隊的意義，劉源形容為“剪掉尾巴，輕裝上陣”。劉源説，院校移交以後，軍費的使用將更有效率，“原來買CT機的錢，現在可以用來買飛機了”。而人員的轉移，又達到了精兵簡政的目的。與此同時，對於院校來説，也可以實現從軍到民、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這項移交工作順利完成，受到了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劉源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2009年晉升為上將軍銜。
軍事科學院作為中國重要的軍事思想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創新軍事理論、發展軍事科學、服務軍事實踐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質量的軍事科研成果，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的軍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鮮明、門類齊全、內容完整的軍事學科體系，成績斐然。身為軍科政治委員，劉源感到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他曾帶領軍事科學院課題組，赴西北戰區進行調研，組織上馬一批重大研究課題，在戰略理論、作戰理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等研究領域實施原創性突破，為推動軍隊的改革和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決策諮詢。
劉源十分重視軍事科研人才隊伍建設，表示要培養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堅定、理論功底紮實、綜合素質過硬、治學作風嚴謹的高素質軍事科研人才，為繁榮和發展軍事科學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動軍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發展。“要探索遵循軍事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按照創新學科框架體系和基礎理論，鞏固傳統學科、發展新興學科、扶植交叉學科、拓展軍事理論研究的路子，從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理論、信息化作戰理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外國軍事理論、軍事歷史理論、軍事運籌與作戰實驗理論等方面推進軍事科學體系建設。”
有人説，作為一名軍人，劉源似乎缺少一點威嚴。的確，那身綴着上將軍銜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謙和本色。他總是説，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論在哪裏，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為中國老百姓多做點事情——父親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質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學習和繼承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