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遭遇國際法
為了扭轉逆差，還在乾隆朝時，英國就派馬戛爾尼到中國來了。
沒想到，雙方發生了一場爭執，乾隆説，天朝應有盡有，無需貿易。
為什麼會起爭執？是英國人不懂禮，他們沒有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
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回英國後，寫了《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談到“禮儀之爭”時，説：中國人稱這個禮為“叩頭”，它包括雙膝下跪，前額碰地九次，還有什麼禮節比它更下賤呢？
是不是世界已經進入了“外交”時代，而中國還停滯在天朝體系中呢？
有人説，當時的英國也沒有進入“外交”時代，因為，過了三年以後，英國思想家伯克談起“管理或處理國際關係”，才開始用“外交”一詞，使“主權平等”的“外交”原則在英國確立起來。也就是説，馬戛爾尼來中國時，並沒有帶着主權立場和外交原則來，所以，“禮儀之爭”，還不能算作主權國家與天朝體系的衝突，亦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誤解，而是“兩個擴張性帝國”的霸權之爭。
此為一説。然而，果真如此嗎？我們知道，早在1648年，歐洲為了結束三十年戰爭，交戰各國聚集在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明斯特市和奧斯納布呂克市召開國際會議，簽訂並確認了一系列條約，這些條約，統稱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法體系。
雖然均勢並不鞏固，但和約確定的“主權平等”的國際關係準則卻很牢固。
此後，歐洲戰亂頻仍，但戰爭的性質已改變，各國不再以宗教名義以神聖原則發動戰爭，而是為了國家利益而戰，無論各國如何縱橫捭闔，卻無不自稱忠於國家主權，奉行各國平等。
構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的基本原則，現在看來，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國家主權至上，教皇神權退出，民族國家以國際法替代了神權。二是以國際會議解決國際爭端。和約涉及領土劃分、戰爭賠款等複雜問題，各國以國際會議方式有效地處理了這些問題，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範例，從此召開國際會議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模式。三是關注人權問題。和約對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以及為戰爭受難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也提出了國際化的解決方案，為後來的日內瓦公約作了準備。四是對違約國的集體制裁以及協約各方一致行動原則。和約規定，參加協約的所有各方應有義務保衞和保護本和約的每一項條款不受侵害，如有侵害，協約各方必須站在受害者方面，為受害者提供支持，還擊侵害者，並對侵害者施以集體處罰，這就使該和約成為了國際法的搖籃。
英國是“三十年戰爭”參戰國，也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締約國，到了馬戛爾尼時，英國已經在這個體系裏待了一百多年，説此時的英國還沒有主權立場和外交原則怎麼也説不過去。“禮儀之爭”提出了國際關係的合法性問題，是用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來挑戰中華天朝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