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晚年説，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説這事的是陳賡大將。“那個時候，我爸在軍事工程學院當院長，錢老專門去參觀過。”陳知建回憶起父親與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的初識及交往細節。
在我國導彈事業初創時期，最積極的是陳賡。而錢學森是通過與陳賡的接觸才一步步實質性進入高層視野的。
1952年6月陳賡從朝鮮回國，7月籌建解放軍工程學院，任院長兼政委。1954年9月，陳賡到蘇聯觀摩核戰爭中的實兵對抗演習，蘇聯國防部長把投放原子彈的金鑰匙送給代表團。陳賡説：光給把鑰匙，不給原子彈有什麼用？彭德懷接口道：你是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可以組織研製嘛！
當年國內奇缺研製導彈、原子彈的人才，陳賡向周恩來等領導人建議，要爭取留美的中國科學家。錢學森的兩位原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羅時均、莊逢甘對陳賡説，錢學森教授原來是準備跟我們一起回國的，美國不準錢學森回國。他們説：錢學森教授是搞空氣動力學的，在航空理論方面很有成就，他很願意回國工作。
陳賡聽了以後説，錢學森教授不僅有科學知識，是科學家，而且很有組織能力，他又願意回國。我們無論如何要盡一切力量和辦法，把錢教授動員回國。陳賡很快向周總理彙報了，總理非常贊同。
1955年1月15日，在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上，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製原子彈的決定。4月，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再次強調：“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
1955年10月8日，經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周恩來總理的精心策劃安排下，錢學森教授衝破重重阻撓，終於從美國回到了祖國，安排在北京住下。11月22日至12月21日，錢學森由朱兆祥等人陪同到東北考察。“先考察了瀋陽、鞍鋼、殲擊機廠、發動機廠等軍事工業，接着又去長春汽車製造廠參觀，又提出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
因為當時的哈軍工是重點保密單位，所以接待部門立即向陳賡作了報告。陳賡聽説錢學森要參觀哈軍工，連夜乘專機從北京飛回哈爾濱迎接錢學森。陳賡在歡迎詞中説：“我們軍事工程學院是敞開大門歡迎錢學森先生的，對於錢先生來説，我們沒有什麼密可保。”
錢學森在哈軍工的兩天訪問中，陳賡一直陪同他參觀。在學院陳列館，有許多從朝鮮戰場上繳獲來的美軍飛機、坦克、帶有無線電引信的炮彈等，陳賡笑着説：“這都是美國人的東西，保什麼密？”
其實，有關錢學森的回國，早已引起陳賡的關注。錢學森從美國回到北京後，陳賡曾立即向彭德懷建議：哈軍工有懂航空、火箭的專家和教授，也有教學儀器和設備，最好請錢學森去參觀一下，聽聽他對中國研製火箭的意見。
在考察完哈軍工後，陳賡把任新民、樑守等教授請來，在學院蘇聯專傢俱樂部裏同錢學森一起吃了頓晚飯。
陳賡問錢學森：“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錢學森説：“為什麼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
陳賡説：“好！我就等你這一句話了！有，我們就馬上幹吧！”
錢學森長子錢永剛曾説：“就這一句話，決定了我父親這一生從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在往後的數十年漫長歲月裏，錢學森把全部心血傾注在中國的航天事業之中。
對這次會面，錢學森也一輩子無法忘記。“事後有人告訴錢老，我爸那天上午從北京趕到哈爾濱就是為了晚上接見他，他晚年回憶説我聽了很感動。”
“我爸又跟彭老總説了搞導彈這事，得到了彭老總的支持。”陳知建回憶説。1955年12月26日下午，彭德懷在醫院裏約見了錢學森，陳賡和朱兆祥一同前往。彭老總緊緊握着錢學森的手説：“歡迎啊！我們太需要你這樣的火箭專家了。我請你來，也是向你請教的。射程為500公里的導彈我們自己能造出來嗎？這樣的導彈需要什麼人力物力條件？估計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錢學森一一作了回答。彭老總説，我們不想打人家，但是我們應該具備先進的防禦能力。
陳賡也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代部長葉劍英那裏彙報了情況。陳賡向葉帥提議，元旦、新年請客，請錢學森教授講一講發展導彈的問題。1956年元旦那天，葉帥在位於北京景山西側的三座門中央軍委辦公廳請錢學森和陳賡吃飯，錢教授介紹導彈和航空等方面的情況。席間，陳賡聽説周總理也來到三座門，就建議説：“我們去見總理一起談吧。”
對於這次會面，錢學森曾回憶説，“後來，他(陳賡)也是很積極，有一次葉帥在家請我們吃飯，我愛人(蔣英)也去了，陳賡也在。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説找總理去，總理就在三座門跳舞。我們跑到那兒，等一場舞下來，總理走過來，葉帥、陳賡他們與總理談話。後來大概就談定了，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麼組織一個研究機構？後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花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導彈了。那天開完會，在總理那兒吃了一頓午飯，桌上有蒸雞蛋，碗放在總理那邊，總理還特意盛了一勺給我”。
1956年1月5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正式成立，錢學森任所長。不久，陳賡親自來到力學所邀請錢學森，給在京的全軍高中級幹部講火箭技術與導彈武器。“當時，全軍總部機關中級以上的幹部，包括老帥、大將們都被組織去聽課了。地點在北京新街口總政排演場。一連講了3天，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觸，聽的暈暈乎乎的。再後來，就成立了第五研究院，錢學森當院長。”
錢學森教授後來寫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為保密起見，用“國防航空工業”這個詞來代表火箭、導彈和後來所稱的航空航天技術)，對中國發展航空及火箭技術，從領導、科研、設計、生產等方面提出了建議。2月16日，周總理和陳毅元帥等會見了錢學森。2月21日，周總理審閲了錢學森的《意見書》，2月22日，周總理將《意見書》送毛主席審閲，並致函説明：“這是我要錢學森寫的意見。”
3月14日，周總理召開專門會議，決定成立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聶榮臻任主任，錢學森為委員。5月26日，周總理再次出席中央軍委會議，代表中共中央宣佈發展導彈武器的決定。周總理指示：要動員更多的人來幫助和支持導彈的研製工作。這項工作所需的技術專家和行政幹部，從工業建設、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部門和軍隊中抽調，軍隊要起模範作用。同時決定籌備成立國防部五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在1956年召開的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編制工作會議上，中央軍委召開過一個小型會議，將航空方面的專家、材料方面的專家召集開會。“我爸主持大會，他請錢學森在會上發言。錢教授在會上作了一場驚人的發言。”
錢學森説，“中國搞導彈比搞飛機還要容易。”當時，中國想發展航空飛機，因為抗美援朝的教訓，希望通過航空飛機佔據制空權。但錢學森認為：中國應該首先發展導彈，發展航空飛機固然重要，但趕不上發展導彈重要。
錢學森分析説，航空飛機的困難在材料，而材料問題的解決是靠經驗，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飛機的材料是重複使用的，要能經受長時間的考驗，比如10年、20年;而導彈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導彈沒有棘手的材料問題，導彈的難點在於看得清，打得準。
當時二十多歲的何祚庥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回憶説，聽了報告，非常佩服錢教授，覺得他真是一位大科學家，真有遠見卓識。
陳賡聽完後非常振奮，他把會議情況彙報了上去。錢學森的這次講話加速了中國搞導彈的進程。
1956年5月26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導彈管理局和導彈研究院，歸航空工具委員會領導。7月7日，國防部決定，導彈管理局改稱國防部第五局。導彈研究院改稱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五院是中央軍委下的成立命令，陳賡認為應該由國務院下命令，作為國務院直屬的一個獨立的部級單位，對開展研究工作可能更為有利。周總理同意陳賡的意見説“應該這樣”。
陳賡對五院的幹部配備非常支持，由他親自抓，“包括試驗靶場的領導幹部，我爸都要親自抓”。
陳賡“我爸覺得建立一個單位，第一任領導幹部要選最好的，最優秀的。一個連隊，要把連長、指導員選最好的，一個團也是一樣，要把作風帶好，領導幹部疲疲沓沓的，部隊作風肯定帶不好。五院要選能尊重科學、尊重知識，並願意為科技事業無私奉獻的幹部去，結果把軍事工程學院的政治部主任劉有光調去當政委。”
陳賡不希望五院的行政工作干擾了錢學森。“導彈的加工需要有人去協調。還有就是研究院的行政事務工作，不能叫錢學森教授去管。錢學森教授是導彈研究方面的權威，技術方面由他拍板，行政事務工作由其他人去做。”
20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央軍委在廣州開會，陳賡提出，“現在發現研究院有一種不正的風氣，什麼對外加工的事、有關行政方面的事務，都推到錢學森教授那裏去簽字，這怎麼能行呢？錢學森教授的精力是組織領導導彈的研製，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裏去管嘛。錢教授提出的問題，你們只要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連讓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
陳賡提出要去當5院的院長，去做好錢學森的“行政助手”。“軍委領導考慮到我爸的健康原因，沒有叫他去兼任五院院長，而是派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兼任五院院長，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長。”
陳賡大將“不要干擾錢學森教授，要保障錢學森教授的要求”得到實現。各分院院長主要管行政事務和保障工作，技術問題由技術專家拍板就算數，讓專家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搞科學研究上。
對原子彈靶場的定點問題，一度選擇在距離敦煌120公里處。在蘇聯專家的參與下，靶場選址已經獲得了總參謀部的批准。陳賡認為，“這個地方不好”，離敦煌太近了，會影響到人民的安全，也不利於對國家文物古蹟的保護。與此同時，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也給中國寫信表示，敦煌不適合建場，建議將靶場中心區移到羅布泊地區。1958年12月，總參謀部批准了向羅布泊地區轉場的報告。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通知原子彈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上空爆炸。中國人打破了西方核壟斷、核訛詐和核威脅的被動局面。
本文摘自《家國光影：開國元勛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周海濱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