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國家能做領袖國？
主要兩個標誌。一是有它主導的國際組織，例如今日主導北約的美國；二是它敢於擔當國際義務，扶弱抗惡，做“善霸”。本國領導人不僅管本國的事，還要管外國的事。
這兩方面，七世紀的大唐帝國基本都做到了。
它是怎麼做到的呢？
讓我們先來看這樣一起“政治流亡事件”。
公元651年，波斯國（現稱伊朗）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侵襲，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達）淪陷，波斯國王伊嗣俊殉難。伊嗣俊的兒子、王儲卑路斯“火線繼位”，一邊率殘軍退守抵抗，一邊求助“國際干涉”。
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羅（今阿富汗），在吐火羅人幫助下，一度收復了邊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長，阿拉伯帝國瘋狂反攻，卑路斯和吐火羅人難以招架，堪堪就敗。於是他們聯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難”。
國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後關頭為何向大唐尋求“政治避難”？
史學家多是從軍事實力對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紀，世界只有兩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那就是大唐與大食（阿拉伯帝國）。兩國爭奪的焦點就是現在的中亞與西亞。大唐帝國曾與阿拉伯帝國大小爭戰20餘次，大唐軍隊勝多負少。
所以，當時西域各國，也就是中亞和西亞地區，一旦出現危難，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中國避難。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上看，只有大唐帝國能抵制大食的東進。其他中亞諸國，包括東羅馬帝國，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權。
當然，這類分析也是不錯的，但顯然不夠全面。這裏，除了不可或缺的軍事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統”地位。
無論是在東羅馬帝國，還是波斯國、西亞諸國，甚至阿拉伯帝國眼中，都不敢小覷大唐帝國的正統地位。因為它主導着高舉國際正義旗幟，具有軍事幹涉能力的國際組織——天可汗。
説起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天可汗”，眾所周知。它不是一個簡單名譽稱謂，也不是一個紙糊的王冠，而是一種實質性的國際組織體系。昔日“天可汗”，從範圍上，算不上今日聯合國，但卻相當於“東方北約”。這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國際組織機構”，其作用主要是政治與軍事兩方面的擔當。維繫國際和平，仲裁各國間之紛爭，為天可汗首要任務；維護各國獨立，不受強國侵略，為天可汗另一職責。為表示對天可汗之絕對服從，各國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詔冊封。各國軍隊必須接受天可汗徵調，受徵中國“維和”平亂。
因為有了天可汗組織，公元七世紀“國際道義舞台”就此為中國領銜。日本人稱此時的大唐帝國為“中國歷史上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亦非諛語。
當波斯流亡君主向中國求援時，此時大唐太宗李世民已逝，進入其子高宗“永徽年”，這個高宗雖然不抵父親偉岸，但尚有父親領袖遺風，弱國被強國欺凌，大唐豈能坐視不管？中國皇帝管中國的事，也一定要擔當國際道義，管外國的事！他毅然接受了卑路斯求助，馬上設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內的扎博勒），任命卑路斯為波斯都督府都督，將波斯與大唐安西都護府連成一片。
由於高宗沒派唐軍駐紮波斯都督府，所以波斯全境不久終被大食吞併，波斯都督府也無法獨存，卑路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怎麼辦？大唐還是要管。公元670年，高宗召卑路斯入朝，授“右武衞將軍”銜，命人修建長安波斯寺，卑路斯與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定居長安。
儘管大唐沒能幫助波斯復國，但攝於大唐之威，阿拉伯大軍終究未敢窮追卑路斯到中國內地。因為有了大唐帝國的存在，阿拉伯帝國東進的步伐終被阻擋在葱嶺之外。此間阿拉伯大軍發動了幾次中等規模的戰役，結果均敗於唐軍，後來傾其國力發動怛羅斯會戰，20萬阿拉伯軍面對3萬唐軍依難全勝。
我們知道，漢朝時的漢軍外戰成績也相當可以，但是比起唐軍的戰鬥力，還是有些“不可同日而語”。漢朝戰匈奴，歷經百年未告全勝。唐時主要有三個外敵：大食、吐蕃、突厥，都為當時的強大民族，突厥後來橫行西方，建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帝國橫跨歐亞大陸，與唐朝並立。吐蕃帝國則雄據青藏高原，對中原虎視眈眈。但他們與唐軍的交鋒卻基本是敗多勝少。突厥力量不弱於匈奴，而唐軍卻一戰定天下。唐朝大將李靖夜襲陰山，活捉突厥可汗，建千古奇功。
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長安。這個國破家亡的古伊朗國君，因為有了中國的庇佑，安穩地度過了他的政治餘生，避免了成為阿拉伯軍團戰俘的可能。
扶弱濟困、主持正義的大唐帝國，不僅贏得了弱國的尊重，而且佔據了政治道義的制高點，成為諸國敬仰的政治大國。一個領袖國的側證，就是她能建立起對世界流亡者的吸引力和信任度，成為各國政治流亡甚至叛國者的首選國。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在東方乃至全世界，能做到這一步，真正稱得上政治大國的，唯有大唐帝國。
而這一切，都是大唐雄風造就。烈烈漢魂，成就華夏曠古爍今的領袖國氣質，漢民族一改先秦以後的“內斂”傳統性格，攜華夏文明，充滿自信走向世界，主導世界。古伊朗國君在天之靈，想必也會對此“唐版漢魂”敬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