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作為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在資本家橫行的時期，處境十分艱難。所以列寧曾經被囚禁，那麼他在遭遇囚禁的時期都做了些什麼呢？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隻牛角“漸漸地變圓了、變禿了，朝着基部越縮越短，直到變得一點也不像一隻犄角，只剩下一個毛茸茸的底座兒”。也就是説，相比於它最殘酷的時期，此時的監獄幾乎成為一種擺設。
列寧獄中生活
1895年12月8日，列寧因“煽動”工人罷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獄，由此開始了14個月的監獄生活。根據高爾基所寫的《回憶錄》，列寧住的牢房是一個單間，這是一間半明半暗的小草房，房間中只有三樣東西：鐵牀、桌子和方凳。儘管屋內陳設非常簡陋，但對於一個致力於推翻政府的犯人來説，獲得這樣的條件並不容易。
據俄國監獄管理總局統計，1900年前後，俄國共有監獄892個，監獄超員現象十分嚴重，單人囚房僅佔7.2%-7.5%，在監獄房間如此擁擠的狀況下，大約只有政治犯和特殊重要人物才有資格獲得單間。在監獄嚴重超員，擁擠不堪的情況下，管理寬鬆的單間監獄成為一種難得的待遇。
實際上，在沙俄時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一直較其他犯人高。索爾仁尼琴曾提到，不少政治犯在被審訊時受到相當的尊重，如果被審訊人認為所提的問題不適當或涉及了個人隱私，憲兵軍官就當即把問題撤回。在審訊時，憲兵們尊稱對方為“您”。曾在沙皇時期進過牢獄的老政治犯澤林斯基回憶説：“沙皇的偵查官跟我説話，連稱呼‘你’都不敢！”
列寧在獄中的伙食也不錯，有面包還有肉，他還可以按自己口味付錢去購買午飯，有牛奶和礦泉水，家裏還可以每週送三次菜。列寧出獄後，克魯普斯卡婭已經被捕入獄，但她的母親見到了剛出獄的列寧，“他在監獄裏竟發胖了，而且還非常愉快”。
據索爾仁尼琴記載，在沙皇末期，即使是條件最為艱苦的阿卡圖依苦役監獄，犯人們在不勞動的日子，也能發給1公斤麪包和130克肉類。勞動的日子發1.2公斤麪包和200克肉類。不少囚犯居然將成桶吃不完的菜湯和麥粥倒給看守員餵豬。
沙皇時期的政治犯B·費格涅爾被關押在施呂瑟爾堡監獄，在她的回憶錄中，她記得剛進監獄的前幾年，待遇並不好，牢房昏暗，每天只通風40分鐘，也不讓借閲學術書籍，吃的是清水菜湯和稀粥。而到了後來，白麪包有了，每天還將糖茶水送到手上，有錢可以買東西，抽煙也不再禁止。憑藉書證可以從聖彼得堡圖書館借書看。在獄中，她們向看守要了不少土地，種植的花卉和蔬菜有450個品種。
1902年，獄吏拒絕為費格涅爾送申訴書，她為此撕下了獄吏的肩章！而趕來的軍事偵查員在費格涅爾面前為無知的獄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把監牢變成“學校”
事實上，監禁制度在俄國的歷史並不悠久，16世紀才開始出現最初的監獄，其職能不過是臨時拘禁案件調查中的犯人。直到1649年才將監禁作為40種犯罪的補充刑罰。一開始，政府並不關心監禁制度的發展，沒有專門的監獄，經常由寺院、國家機關和一些小型建築的地下室來充當。政府不負擔監獄的費用，囚犯的生活完全依賴父母、主人或原告的供養。
18世紀60年代，葉卡捷琳娜二世企圖建立正常的監禁制度。從1785年起，國家開始系統地從國家預算中撥出專款供養囚犯。但是，由於通貨膨脹，葉卡捷琳娜二世規定的國家撥款遠遠不能滿足供養犯人的需要。每個犯人一天4戈比的伙食費根本吃不飽。
這種狀況到19世紀中期之前都沒有太多改善。1849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入鄂木斯克苦役監獄。他通過《死屋手記》詳細描繪了這裏的情況：
院內有兩排長長的破舊不堪的木屋，關押着250個犯人。每間牢房裏擠着30來個犯人，一律睡只有枕頭的光板統鋪，犯人蓋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襖，雙腳露在外面，凍得發抖；冬天房間四面透風，僅有幾塊木柴生一隻爐子，根本沒有熱氣，可嗆人的煤煙卻讓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後，喧譁聲、鐐銬聲和各種污言穢語響成一片，讓人不得安靜；晚上牢房的門上鎖，過道上的公用馬桶散發出陣陣惡臭，令人窒息；到處是跳蚤、臭蟲和蟑螂，地板髒得蒙上了厚厚一層污泥，黏黏呼呼的……
而自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後，由於社會輿論和自由主義媒體的猛烈抨擊，監獄制度開始有所改善。1879年，俄國成立監獄管理總局，監獄管理逐漸走上規範化的軌道。此後，犯人的飲食、衞生、文化和醫療服務都在不斷完善。
據俄國監獄管理總局的統計，1900-1910年，67%的監獄有自己的醫院，其他監獄與自由居民共用醫院；犯人的死亡率從1881-1885年的40‰-42‰降為1901-1906年的18‰-19‰；最顯着的進步是犯人蔘加勞動（此時的勞動與過去的苦役不同，不是強制勞動，犯人勞動報酬的31%歸自己所有）和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加，犯人的勞動率在1879-1913年提高了一倍；20世紀初，14%的監獄有學校，39%的監獄有圖書館，28%的監獄舉行報告會和座談會。而實行公共監禁的監獄，監督制度並不嚴厲，每年有1500-2500名犯人逃跑，只有一半被抓獲。
列寧入獄後，也沒有被獄警驅趕着從事強制勞動。他可以整天讀書，也可以寫“公開的信”。在監獄中，讀書是被允許的，條件稍好的監獄設有圖書館。除了圖書館的藏書，犯人們還可以接受親友們送來的圖書，克魯普斯卡婭便以列寧“未婚妻”的名義，給他輸送寫作急需的參考書。她在回憶錄裏寫道：“那時可以給拘留所的犯人儘量送書籍，那裏對書的檢查是相當馬虎的。”監獄的寬鬆環境，給列寧研究俄國資本主義提供了條件。
在14個月的監獄生活中，列寧做好了寫“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的準備工作。從監獄裏出來後，列寧不無遺憾地開玩笑説：“可惜從監獄裏出來得早了點，能再住一些日子把書寫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亞是不容易得到參考書的。”
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1897年2月，列寧結束了一年多的監獄生活，他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3年。當最終被安置在舒申斯克村時，列寧寫信告訴母親“這個村子不壞”。
列寧在一家農民的小木房裏租了一間屋子住下。在這裏，他的生活愜意而自由：可以到離舒申斯克很遠的地方去打獵，到葉尼塞河裏游泳。他還同其他被流放的革命者互相通信，互相拜訪。在流放中，列寧可常常收到大量的郵件和國內外定期出版的書刊。總之，除了不能離開這塊廣袤的流放地，列寧的生活是非常自由的。
1898年，克魯普斯卡婭被沙皇政權判處流放到烏法3年。她説自己是列寧的“未婚妻”，要求到列寧流放所在地——米努辛斯克縣舒申斯克村去，這一請求很快就被批准了。
1898年5月，克魯普斯卡婭帶着自己的母親來到列寧居住的舒申斯克村。到達時天已黃昏，列寧打獵去了，母女倆被帶到了列寧住的屋子裏。克魯普斯卡婭目睹了列寧的小屋：“地板上鋪着花花綠綠的自制的毛毯，牆壁粉刷得乾乾淨淨，並且還點綴着銀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住的房間雖然不大，但也非常乾淨。”
克魯普斯卡婭發現舒申斯克村的東西賤得驚人。列寧用他的“薪水”——政府發給流放犯的8盧布的津貼，就可以租到一間乾淨的屋子，有飯吃，有人洗補襯衣，“這還認為花錢多了呢”。
不僅如此，房東齊良諾夫還“一星期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原名）殺一隻羊，天天給他吃，直到吃完為止；羊肉吃完之後，就買牛肉，女傭人在院子裏的給牲口拌草料的木槽裏切了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作肉餅，牛肉也要吃一個星期。牛奶和奶餅，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儘量吃”。
這樣廉價的生活居然被列寧一家視作是奢侈的。沒過多久，列寧一家就用4個盧布租了半幢帶菜園的房子。在新居里，他們建起了俄羅斯式的爐子。菜園裏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蔬菜——黃瓜、胡蘿蔔、甜菜、南瓜……，還把院子改成了一個小花園。幾個月後，來了一個13歲的女助手——巴莎，實際上就是一個小保姆。
列寧在流放地時，每到星期日就去給羣眾做法律顧問。克魯普斯卡婭寫道：“老實説，作為一個流放者，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沒有權利從事律師事務的，但是當時是米努辛斯克縣的自由時期。實際上，任何監視也沒有。”
克魯普斯卡婭在書中這樣評價當年的流放生活：“總之，流放時期還過得不壞。這是一個嚴肅的學習時期。”1900年2月，列寧流放期滿後就回到了俄國（歐洲部分）。
人們在議論為什麼在沙皇統治的後期，監獄的管理制度會如此寬鬆呢？費格涅爾曾在回憶錄裏認為，這與個別監獄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關，還有就是因為犯人們與憲兵和看管者混熟了。此外，囚犯們的“堅強、尊嚴和舉止適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我們的印象中監獄是一個陰暗恐懼的地方，可是事在人為。只要你堅持自己的尊嚴，沒有什麼改變不了的東西。列寧在被囚禁期間就是這樣利用自己的時間的，也正因這樣才有了後來社會主義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