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突然去世，為家中籠罩了一層愁雲慘霧，每個人都食不下咽，即連僕傭亦不例外。由於母親無心料理三餐，家中當時常不舉炊，每天從“高等科”廚房，送來兩餐包飯，大家都是略動筷子，即照原樣收回去。後來由錢媽把家事接下來，又開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來預約的各種菜蔬，再行自炊。
母親那時每天都到成府剛秉廟，為父親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幾次後，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層之多，然後再加漆四五次，到後來，其亮如鏡，光可鑑人。那時用的並非現在的快乾洋漆，而是廣漆，每一層必須等待乾燥！才能再漆，費時不少。時當盛夏，辛苦奔波，還在其次，最難耐的是廟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幾時北平學生示威運動中被槍殺的一名清華學生，因棺材太薄，又未妥善處理，遠遠就聞到陣陣屍臭，母親亦未以為苦。
接着購地、挖掘壙穴，也是她在忙着，錢媽悄悄地對我説，讓她去忙，這樣可稍減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親正好又到墳地去看工人修築墓穴去了，家中別無他人，我因要找些東西，請錢媽幫我抬箱子，抬下第一隻，看見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親的筆跡，上面寫着我的名字。當時我立刻聯想到從父親衣袋中取出來的遺書，馬上感到一陣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書信打開來一看，是母親的遺書！大致是叫我們把父親和她安葬以後，即籌劃南歸，回到家鄉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親的卹金，清華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為期，由三哥按月領了匯給二哥管理，合併其他的錢，勉強夠我們的生活教養費。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對一個不足十四歲的孩子來説，簡直不知所措。幸虧錢媽比較冷靜沉着，她叫我不要聲張，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問我與母親較好的有哪幾位太太？我説西院一號陳伯母（陳達教授太太）、四號鄭伯母(鄭桐蓀教授太太)和南院趙伯母(趙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較接近。兩人商量一下，覺得陳伯母太老實，不善言詞，恐怕説不動母親的心意。趙伯母心直口快，將來説漏了口，全園皆知，是很尷尬的事。只有鄭伯母，説話有條理，行事很謹慎，且與母親最談得來，因此馬上去與鄭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驚慌，她一定會盡力説服母親的，要讓母親看在兒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幾年。然後在家中，由我哀求，錢媽解勸，三人合作，總算打消了她的死志。當母親説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們十年。”我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裏面，母親要出門，我必定要問她到那裏去，有時她煩了，就説我不該管她的事。儘管這樣，我還是偷偷地在後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時她出去遲遲不歸，我和錢媽兩人總是提心吊膽的，等到見她進門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該入學，可是不放心母親，我推説對學校的規矩都不懂，除國文外連阿拉伯數字也不認識，無法上學。趙伯母曾數次相勸，我仍以這個理由推拒了。
民國十七年陰曆六月中旬，學校已放暑假，我們才摒擋南歸，三哥送我們到塘沽上船後，仍返平在清華任職。到上海後，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處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我們有兩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親小，他們之間，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見的，母親得到他們寬慰，精神逐漸振作，一一安排我們入學。
民國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關任職，且同住一處，母親隨他們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滬經商。我想到當初母親對我們有“十年”的承諾，有些擔心的問小舅父，他説：“傻瓜，現在生活得那麼幸福，你們又肯用功上進，她有什麼理由想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