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抗日戰爭中，絕大多數日本人受法西斯主義毒害，甘為軍國主義之炮灰走卒，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也有一小部分先進的日本人，或為實現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理想，或為維護世界和平，或為日本民族生存與長遠發展計，開展了一系列反戰活動。本文謹介紹一些日本著名反戰人士，他們雖然為當時的日本天皇政府及無知國民斥罵為“叛徒”，在戰前、戰後都蒙受打擊和犧牲，但應該被視為有良心的日本人友人，永遠不能為中國人所忘記。
一、奮鬥不息的日本共產黨人
日本是最早引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説及建立共產主義政黨的亞洲國家之一。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出現了第一個工會組織“鐵工工會”，創辦了早期工運刊物《勞動世界》。發起人就是日本共產主義運動先行者片山潛。他領導了日本工人運動的序幕。1901年，日本社會民主黨在片山潛、幸德秋水(無政府主義者)的發起下成立。1906年，西川光次郎和熥口傳發起了日本社會黨以領導工人運動。1910年，日本政府便以“陰謀暗殺天皇”的莫虛有罪名將辛德秋水等24人以“大逆罪”處死。片山潛也遭逮捕，並被永遠驅逐出日本。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早在1906年被介紹到日本。1906年《社會主義研究》刊載了《共產黨宣言》全文。同年《資本論》也有了日文版。1919年，流亡的片山潛在美國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旅美日本人社會主義團”，1924年，他又將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翻譯成日文。大量的共產主義理論被介紹到日本國內，大批知識青年在學習的過程中更為深入地思考着如何將理論與工人運動實際相結合。
1921年4月，界利彥、山川均、近藤榮藏起草了《日本共產黨宣言》、《日本共產黨章程》。列寧和斯大林分別接見了赴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大會的片山潛等人，鼓勵日共建黨。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產黨在東京澀谷區尹達町的民宅中成立，推選界利彥為委員長，以《赤旗》為機關刊物。很快，這個脆弱的政黨就在1924年被猶豫不決的機會主義者山川均和界利彥解散。1925年1月，片山潛與流亡在上海的日共人士提出重建日共，吸收德田球一、市川正一為中央局領導。1926年，在山形縣召開第三次黨代會，重建日共。1927年，片山潛制定了日共的《1927年政治綱領》，明確提出“日本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其中主要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建立工農聯盟，黨是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整個二十年代，日本無產階級組織了無數次罷工鬥爭，深受日共影響的左翼工會“日本工會評議會”大放異彩，日共也借左翼的“勞動農民黨”進入眾議院。但即遭到田中內閣鎮壓，左翼政黨被取締。1928年，日共領袖德田球一被逮捕，另一領袖渡邊政之輔在日佔台灣的基隆遭到槍殺。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戰爭逐漸升級，日本也由保守的自由主義文人內閣轉為法西斯軍人內閣。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已難以出現，日共轉入地下，但更積極號召本國人民反對戰爭，呼籲“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國”。1931年，長住莫斯科的片山潛發表《1932年政治綱領》，提出了日共的任務是反戰，直到1935年逝世時他仍不停地呼籲日本人民推翻天皇制政府作為侵華日軍關東軍一員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助南因拒絕參戰而自殺。1932年至1933年，3000餘名日共黨員遭到逮捕，日共領導人巖田義道、野呂榮太郎慘遭殺害。1934年共產黨員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課警察拷打致死。1942年，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在獄中遭毒打致死。德田球一、宮本顯治、志賀義雄、桍田裏見等領導人則長期入獄坐監，野阪參三則遠走莫斯科。
在眾多從事反戰活動的日共領導人中，最著名的無疑是野阪參三。
野阪參三(1892～1993)，山口縣人，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大學學習期間加入“友愛會”(日本勞動總同盟前身)，畢業後任該會常任書記。1919年7月以友愛會特派員身份赴倫敦，考察英國工會運動。1920年8月加入英國共產黨。1921年5月被英國政府驅逐出境。1922年回國，同年加入日本共產黨。1923年3月在日共臨時大會上任黨綱起草委員會委員。後任日共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編輯。1926年3月參加組建農民勞動黨。1928年3月“三一五”事件時被捕入獄，1930年3月假釋出獄。1931年1月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同年2月至1940年在莫斯科任日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40年5月，野阪放棄了共產國際高級幹部的優裕生活(當時每月有一千六百盧布，據稱怎麼也花不完)，帶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蘇聯西裝，與當時在蘇聯治病的周恩來一起從莫斯科來到延安，住進窯洞，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一起生活”(據卡蘿爾·卡特的《延安使命》一書記載)。
在延安，野阪化名為“林哲”，並且將自己的日本名字改為“岡野進”，直到二戰結束後，才恢復了真名。他將全部熱情都投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活動和組織在華日本人進行反戰運動中，常常要冒很大的風險。有一次他冒險到游擊區，結果差點被偽軍捉住，在地道里躲了一天一夜才脱險。脱險後還親筆寫反戰信，讓人送進日軍炮樓。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在重慶成立後，許多支部在野阪的領導下相繼建立，並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國際影響。為此，野阪受到各方稱讚。1940年5月他創立由日本士兵(俘虜)組成的“ 反戰同盟”，1940年10月，由野阪提議，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軍戰俘為主體的特殊學校——日本工農學校。野阪受中共中央委託，擔任日本工農學校校長。毛澤東曾親筆為該校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1942年6月創立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1944年2月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聯盟”。
做日本戰俘的“洗腦”工作很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學校，有六個日本戰俘曾在天皇誕辰跑到寶塔山上向着東方高呼“天皇萬歲”。野阪稱“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這又是事實”。
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野阪作為日共代表應邀出席，並在大會發言。他在題為《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演説中，闡明瞭日共反對軍國主義的堅定立場，他提出的日共綱領是，打倒作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但是否保留半宗教性質的天皇，在戰後由人民投票決定。但縱令決定保存天皇，也必須是沒有專制權的天皇。在大會期間，《解放日報》還刊登了他與毛澤東、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1946年1月12日野阪和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志們(主要是由他轉變的日軍戰俘)經東北、朝鮮回到日本。在一次集會上，他指揮羣眾高唱在延安學會的歌曲《團結就是力量》，將一句歌詞改成了：“向着天皇制度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東西死亡！”同年4月當選為眾議員。1955年當選為日共中央第一書記。1956年7月當選為參議員，此後連續4次當選。1977年辭去參議員職。1958年8月日共七大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後，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職，任名譽主席。
1992年，野阪整整100歲。就在這時，命運再次陡變。蘇聯解體後，披露出半個多世紀前他在莫斯科曾向蘇聯內務部誣告一位同志，導致這位日共同志在肅反運動中蒙冤被殺。日共為此宣佈將他開除出黨！聽到這噩耗，他竟然出奇地平靜。1993年野阪病逝於東京 。
另一位不朽的日共領導人是坐牢十八年的德田球一。
1894年德田球一出生於沖繩縣國頭郡名護村一個貧農家庭。11歲父親去世，由母親操勞撫養，過艱苦的生活。中學畢業後，當過代理教員，郡公所職員、儲金局僱員、律師書僮、區公所防疫員。參加過1918年的“米騷動”羣眾運動。靠半工半讀於1920年讀完大學法律系，當上律師，就在這一年，他加入“社會主義同盟”，開始從事社會主義活動。
“社會主義同盟”成立不到半年，由於日本政府橫加迫害，於1921年5月解散。嗣後，日本出現了水曜會、木曜會、曉民會、新人會等共產主義團體。德田領導了水曜會。1922年初，德田作為水曜會代表出席了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共產主義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日本代表回國後，於1922年7月正式成立日本共產黨，德田被選為中央委員。1925年，德田一度任總書記和組織部長。
日本政府十分懼怕迅速發展的日共，於1928年2月26日逮捕了德田，於3月15日和次年4月16日進行兩次全國性大逮捕，即“3·15事件”和“4·16事件”。使日共遭到毀滅性破壞，成千上萬黨員被捕，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被關進監獄。在黨組織實際已瓦解的情況下，德田等少數領導人在獄中堅持鬥爭。1931年，日本政府公開審判共產黨人，德田團結獄中同志，在法庭上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德田在獄中進行反戰宣傳：“侵略中國決不會成功”，“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失敗”。直到日本戰敗投降，1945年10月德田才獲得自由，整整被監禁18年。德田出獄後立即着手重建日本共產黨，1945年12月被選為總書記。由於長期牢獄生活和緊張的革命活動，德田病倒，於1953年6月赴北京治療，10月14日因患腦溢血搶救無效病逝。
二、敵國來的“同志”鹿地亙
鹿地亙(1903—1982)，本名瀨口貢，日本小説家，東京 帝國大學畢業，與中國作家馮乃超同期。他在學生時代就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後來成為日本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日本普羅文化同盟書記。“九·一八”事變後，他發表了許多反戰言論，因而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迫害，被捕入獄。1935年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中國上海，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反對日本侵華的活動，與宋慶齡、魯迅等都有往來，並致力於《魯迅全集》的編譯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鹿地亙夫婦輾轉香港，於1938年2月經廣州抵武漢，受到郭沫若、沈鈞儒、鄧穎超、史沫特萊等200餘中外人士的熱烈歡迎。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並在第三廳第七處(對敵宣傳處)工作。3月23日，鹿地亙和池田幸子應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邀請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及國際宣傳處對日科從事對日本士兵的廣播工作，成為三廳對敵宣傳處事實上的顧問。三廳的對敵宣傳，包括敵情研究、對日廣播和編寫日文宣傳品，每月總有一兩次運宣傳品到前線散發。這些活動，都得到鹿地亙夫婦的有力幫助。
1938年3月，鹿地亙撰寫《所謂“國民的公意”》一文，發表在《新華日報》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欺騙宣傳。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鹿地亙被選為大會主席團名譽主席，並在成立大會上演説。曾參加三廳舉辦的抗戰擴大宣傳週口頭宣傳日活動，並和郭沫若一道在武昌商會演講。應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之請，在漢口廣播電台以日語向日本國民演説，號召日本人民起來反抗軍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4月27日，出席由全國14團體發起的歡迎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代表色斯大會。5月25日，接受中共中央及八路軍駐漢代表周恩來等的邀請，參加來漢訪問的世界學生聯合會代表團招待會，在會上介紹日本學生反法西斯鬥爭的情況。八、九月間，受郭沫若之請，在三廳舉辦的戲劇訓練班講課，並和綠川英子一道舉辦日語廣播節目。在武漢出版的文藝刊物上先後發表《文學的感想》、《一年來的日本文壇》、《從廣州寄到武漢》、《送北征》、《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與文學》、《關於“藝術和宣傳”的問題》等大量文學作品和時評，被稱為“日本人民的代言人”。曾向八路軍將士捐贈慰問金，還將自己發表文章所得的稿費捐贈給殘廢軍人。
1938年9月，郭沫若委託鹿地亙赴長江南岸陽新、大冶一帶慰問、視察及指導前線對敵宣傳工作。10月初，鹿地亙到常德市鹽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參與對日本俘虜的教育改造工作。他每日講演、交談，並向俘虜們講解我國抗戰歌曲《長城謠》的內容。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把一批滿腦子忠於天皇的狂熱軍國主義者，教育成反法西斯戰士。
武漢淪陷前夕，鹿地亙夫婦隨部分中國作家輾轉至湖南、廣西。1938年11月，到達桂林，12月25日，在桂林郊外南崗廟發起成立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西南支部，任負責人，主編《人民之友》雜誌。組織日本反戰士兵演出隊，演出他創作的日語反戰話劇《三兄弟》。隨後奔赴崑崙關。鹿地亙和盟員們分成3個小組，分別深入陣地前沿，冒着槍林彈雨，用擴音器向日軍喊話，闡述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並散發日文傳單，對瓦解敵人的軍心起了重要作用。有3名盟員不幸中彈犧牲，桂林軍民數千人蔘加追悼會，反戰同盟聲名從此遠播。
1940年7月20日，“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日人自稱“日本平和同盟”)總部在重慶隆重成立，鹿地亙任會長。他領導盟員出版刊物《真理的鬥爭》，編印《敵情研究》，分發各戰區司令部，很受歡迎。鹿地亙創作了以反映日本勞動人民反對本國法西斯為內容的大型話劇《三兄弟》，由盟員們先後在桂林、柳州、重慶演出，並由電台向日本廣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志。鹿地亙還向各部隊的政工幹部傳授審訊日軍俘虜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對立的心理有效開展對敵宣傳的策略等。
1941年“皖南事變”後，反戰同盟的活動受到國民黨方面的限制。鹿地亙並不因此泄氣，他在反戰同盟總部內另組“鹿地亙研究室”，對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進行系統的研究，為中國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期間，曾由周恩來陪同，在桂園單獨接見了鹿地亙夫婦，作了長時間的交談。毛澤東盛讚日本反戰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謝他們為中國人民神聖的抗戰作出的特殊貢獻。
抗戰勝利後，鹿地亙夫婦於1946年6月回到日本，曾被美軍以間諜嫌疑犯監禁一年，稱為“鹿地事件”。其後，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和日中友好活動，直至1982年去世。
三、‘嬌聲賣國賊’ 綠川英子
茫茫四野彌黮闇，歷歷羣星麗九天。
映雪終嫌光太遠，照書還喜一燈妍。
這是郭沫若於1941年題贈國際主義戰士、世界語學者、日本作家綠川英子的一首七言絕句。
綠川英子本名長谷川照子，1912年3月7日生於山梨縣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1929年，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席捲日本、軍國主義者加強思想控制時，在奈良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綠川英子，開始接觸為人類謀解放的進步事業，並愛上了世界語，參加了以左翼作家雨田雀學理事長的日本無產階級世界語同盟的活動。“九·一八”事變震動了綠川英子，她表示強烈抗議，並因此被日本反動當局拘留，開除校籍。由於世界語的關係，1936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夜，綠川英子和在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劉仁(即劉砥方)結合。這在當時日本法西斯猖獗的情況下，是需要膽識和勇氣的。1937年4月，結婚第二年的綠川英子在劉仁之後來到中國。
綠川英子踏上中國土地後生活的第一個地方是上海。在那裏她目睹了“八·一三”慘案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在一篇題為《愛與恨》的文章中她這樣寫到：我愛日本，因為那裏是我的祖國，在那兒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親戚朋友——對他們我有着無限親切的懷念。我愛中國，因為它是我新的家鄉，這兒在我的周圍有着許多善良和勤勞的同志。我憎恨，我竭盡全力憎恨正在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軍閥。
上海失陷後，綠川英子夫婦在郭沫若等的幫助下，從香港經廣州，來到中國當時的抗戰中心武漢，在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參加了中國電台對日廣播工作。從此，她公開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戰爭。
1938年7月2日，綠川英子從她的住處武漢市上海路15號，來到設在武漢關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樓上的國際宣傳處，做播音的準備工作。19時整，她那柔和而流暢的日本女中音，隨電波傳向四面八方，向日本國內人民，向正在中國作戰的日本士兵，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她大聲疾呼：“日軍同胞們！別錯灑了鮮血！你們的敵人不在隔海的這裏！......”
綠川英子的播音，吹進了成千上萬個日軍士兵的心田。在前線，有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士兵呼喊着親人的名字剖腹自殺;在軍艦上， 有的士兵拒絕登上中國的大陸......綠川英子的生命，就在這流暢而親切的播音中，閃耀着戰鬥的光芒！
在武漢期間，除對日廣播外，綠川英子還參加了武漢人民羣眾獻金運動等的各種抗日活動。7月中旬的一天，綠川英子由漢口乘船過武昌，來到設在曇華林的政治部第三廳，會見了東北抗日遊擊隊的母親，抗日女英雄趙老太太。會見時，趙老太太對她説：“孩子，謝謝你來幫助我們中國抗戰。我們兩個國家正需要你這樣的人哪！”又説：“你的孃家是日本，婆家是中國，你應該為咱們兩個國家努力工作！”綠川英子回答説：“老媽媽，我一定不辜負您的厚望！”7月29日，綠川英子參加了法、比、瑞同學會歡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國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話會。出席者有文藝界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風、盛威、白薇、葉君健等30餘人。綠川英子發言時首先説：“我説不好中國話和英語，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語，只好用世界語，因為世界語標誌着人類的愛及和平！”她接着説：“我希望中、日、英三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一定會勝利！”當葉君健用中文、英文翻譯出這段話時，會場上頓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10月25日武漢淪陷，這時日本方面才查明瞭那個操流暢日語的播音員就是長谷川照子。1938年11月1日，東京 《都新聞》上刊出綠川的照片並作了報道，罵她為‘驕聲賣國賊’，綠川的父親也愛到株連。對此，綠川嗤之以鼻。而對武漢三個月的戰鬥歲月，卻久久念念不忘。1944年，她在自己所著的《在戰鬥的中國》一書的後記中説：“這一階段僅有三個月，時間很短，但卻是多麼振奮，多麼活躍，多麼緊張啊！......我看到了和感覺到了我終生難忘的東西，而這些也定將感動任何國家愛好正義的人們。”
武漢失守後，綠川英子來到重慶，在郭沫若領導的抗敵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此時她的名字已經為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人民所熟悉。1941年7月27日，在重慶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會上，綠川英子見到了中共領袖周恩來。周恩來笑着對她説：“日本軍國主義把你稱為‘嬌聲賣國賊’，其實你是日本人民忠實的好女兒，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綠川英子聽了很激動，她説：“這對我是最大的鼓勵，也是對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願做中日兩國人民忠實的女兒。”
戰後，綠川英子夫婦來到東北解放區，1947年1月14日，同中國人民同甘共苦的綠川英子由於人工流產手術感染，不幸在佳木斯逝世，年僅35歲。3個月後，她的丈夫劉仁也因病逝世。英勇的國際主義戰士綠川英子夫婦被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裏。
四、卓越的反法西斯情報員尾崎秀實
尾崎秀實生於1901年，是著名作家尾崎秀樹的同父異母兄長。他曾長期隨父親居住在日據的台灣，從小就對中國問題感興趣。1922年，他進入東京 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併成為一名真誠的共產主義者。1926年，他離開校園到朝日新聞社工作。從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在上海3年多的時間裏，除新聞報道之外，他撰寫有《暴風雨中的中國人》、《現代中國論》等政論性著作。
同時，他結識許多中國左翼文化人士。他同魯迅有個人交往，這在魯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記中均有記錄。據日本友人增田涉回憶，魯迅對尾崎印象甚佳，説他“不但知識面廣，而且為人誠實可靠”。尾崎還與夏衍、馮乃超、王學文、鄭伯奇、田漢、成仿吾等有密切來往，參加他們組織的進步文化活動，幫助他們開展“左聯”的工作。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左聯”時，把他同當時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進步記者山上正義和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並提，説他們是“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三位外國同志”。夏衍還説，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上海從事情報工作的蘇共黨員、德國人理查德·佐爾格合作，經常把日本在華的重要情報轉報莫斯科，經常“把一些國際上的革命動態”轉告中國同志。
尾崎秀實從上海回國後，仍在朝日新聞社工作，就日本和東亞問題發表大量評論。同時，他按照在上海對史沫特萊許下的諾言，將她的自傳體長篇小説《大地的女兒》譯成日文出版。他是經中共黨員、著名學者陳翰笙介紹在上海結識史沫特萊的。對中國共有的友好感情使他們二人很快成為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尾崎秀實稱讚史沫特萊是“一位堅強的革命者”;史沫特萊則稱讚他“對中國的解放事業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堅定信仰”。
1933年9月，佐爾格奉命來到東京 蒐集日本戰爭動向情報。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實再次相聚併合作。尾崎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組織起來，潛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軍政部門。他自己在朝日新聞社的東亞問題調查會從事研究工作。
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為了解華北局勢專程來中國，耳聞目睹了紅軍北上後抗日的新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對事變因由、實質和解決方案提出獨到的見解，在日本引起轟動。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園寺公一後來回憶説，尾崎是“一位對歷史的發展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因此，他從日本新聞界的一個“中國通”一躍而成為社會各界公認的中國問題專家。
1937年6月，他成為近衞文麿首相的“囑託”(顧問)兼私人祕書，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他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有關中國的情況，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這使他不但對日本政府的決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響。在此期間，他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士中西功發往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他向佐爾格提供的關於日本在華將陷入泥潭的情況，據説對斯大林作出援華抗日的決定產生一定影響。
1941年夏德國進攻蘇聯後，日本南進還是北進成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關心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日本北上攻蘇，中國抗戰處境將更艱苦。值此關鍵時刻，尾崎秀實在首相身邊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通過佐爾格迅速發電，使斯大林決心西調遠東軍20個精鋭師，在莫斯科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世界上許多史學家稱佐爾格、尾崎是“二次大戰中最成功的諜報員”。
1941年10月中旬，佐爾格的真實身份敗露，他和尾崎秀實等30多人先後被日本軍部逮捕。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末途窮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特意選擇十月革命27週年紀念日這一天，將尾崎和佐爾格兩人祕密絞死。
五、智勇雙全的中西功
1942年爆發了震驚日本軍部的“中西功事件”。中西功何許人？加入中共的日籍情報人員是也。
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1911年出生，1929年夏中學畢業後，中西功這個18歲的日本青年抱着國內同齡人慣用的“浪人”方式，闖蕩到上海。此時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幾萬僑民，辦起一批中日文並用的雙語學校。中西功進入日本為培養“中國通”而設立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
日本外務省創辦同文書院的目的，是為日本培養深通中文的間諜，不承想，卻培養了一批熱愛中國的日本人。中西功進入同文書院時，正好由中共黨員、不久前剛留日歸來的經濟學家王學文主持教學。在日本質樸善良卻受過許多對華歪曲教育的中西功，經過王學文講解，很快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未被培養為日本的侵略工具，反而受中國革命影響，與同學安齋庫治、中西功、西里龍夫、手島博俊、白井行幸等人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國團結鬥爭的組織“日(本)支(那)戰鬥同盟”，成員有二三十人，主要在駐華日軍中展開工作，反對日本侵華，1930年，日本海軍士官生隊到滬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場，中西功得知後便趕印了宣傳反戰的傳單向他們散發，結果被領事館中的便衣憲兵“特高”發現，把他關押了9天，釋放後還勒令停學一年。西里龍夫也因到上海港的日軍艦上撒傳單而被捕。
1931年中西功加入中國共青團，翌年日本海軍陸戰隊發動“一·二八”事變，強令日籍學生參戰，中西功馬上以“撤出侵滬戰爭”為口號組織鬥爭，迫使領事館同意他們回國。在歸國的船上，他結識了以《大阪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諜報員尾崎秀實，從而開始了他人生傳奇的一幕。
回國後，中西功祕密參加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並向尾崎秀實學習了情報工作。他因參加了無產階級研究所，被警視廳偵破後遭關押40天，後因身份未暴露獲釋。1934年經尾崎秀實介紹到日本設在大連研究中國情報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任職。滿鐵表面上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實際上除經營南滿鐵路等業務外，它還是一個龐大的情報機構，是日本帝國最高統帥部的智囊庫。中西功在華巡遊後寫出一系列分析報告，引起了政府和軍部重視。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成立，其特務部從滿鐵將他借調來滬設立“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沒想到他卻乘機從事了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到達上海後，通過同文書院同學、已成為中共黨員的西里龍夫恢復了組織關係，並於同年5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他領導的“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調查室獨擋一面，專門負責蒐集中國華中、華南及內地政治、經濟、軍事情報。他和中共其他情報員潛伏在敵人心臟，生活在狼巢虎穴之中，憑着高度的機智、勇敢和責任心，頻頻獲得日偽重要情報。如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政略之爭，不同時期對華戰略，侵華日軍編制、分佈;日汪密談協議及其進展;各地漢奸之間的矛盾與爭鬥;日本對華經濟掠奪情況;日本特務進行暗殺、破壞的策劃;日軍即將進行的戰役戰術活動等。這些情報對上海抗戰，對中國抗戰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起了重要作用。此後他利用為日軍特務部做情報分析的條件，自由進入絕密資料室並外出調查，通過地下電台向延安發出一系列重要情報，如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日軍佔領武漢後已決定停止戰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以及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等。這時尾崎秀實擔任了近衞首相的祕書，從東京 不斷向中西功發來包括御前會議決定在內的許多情報，由他再轉發延安。毛澤東曾對這些“國際同志”的貢獻作出了極高評價。
1939年中共情報奇才潘漢年到上海後，及時調整上海情報組織，以吳紀光為組長，指導這個日本情報小組深入工作。西里龍夫出獄後任日本《讀賣新聞》駐上海記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機構，後來又任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報道部長，還發展汪精衞身邊的汪錦元為中共黨員。汪錦元后任汪精衞公館的祕書和外交專員，得以拿到汪精衞政權與土肥原“日本興亞院”的高級絕密情報。中西功在滿洲鐵路任職，白井行幸在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任職，手島博俊聯繫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室。這些日本情報人員搞到日本御前會議記錄、大本營掃蕩作戰計劃等重要情報，及時報到延安。
日共領袖佐野學從蘇聯回國，路經上海時被捕叛變，日共遭受嚴重破壞，中共在日本的聯絡點也被破獲，日共與中共的聯繫被切斷。在延安的日共領袖岡野進(野阪參三)給國內寫信聯繫，國內組織也派人到上海，通過手島博俊找中共聯繫。岡野進的祕信轉到香港潘漢年處，潘漢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關露手裏，由關露趁去日本開會的機會，交給與日共有聯繫的大學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轉交日共。跨越兩國的祕密聯繫，就這樣恢復了。
1940年9月，德國、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這個軍事同盟的戰略計劃如何，就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陣營關注的焦點。1941年初，日本內部開展南進還是北進的大爭論。中共中央極其重視日本這一戰略動向。如果日本北進攻蘇，將給在中國北方抗日的中共帶來極大被動。如果日本南進襲美，將促使美國抗日，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轉機。中共中央兩次急電潘漢年，詢問日本動向。5月、6月期間，日本的爭論得出結論：先南後北。軍部開始進行南進準備。正在日本的佐爾格、尾崎秀實及時獲知日本決策，同時獲知德國決心進攻蘇聯。
8月中西功等人蒐集到日本在滿洲演習情況及部隊編制，從演習內容可以看出日本軍隊準備南進，而不可能北進進攻蘇聯。莫斯科得到這個重要情報，立即將東線防禦日本進攻的兵力調往西線，防禦德軍進攻。10月，日本特務機關破獲以佐爾格、尾崎秀實為首的 “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他們曾收集到日、德的大量絕密情報。因此，此案的破獲，使日本高層驚恐萬狀，只得調整主要領導，首相近衞被軟禁，由戰爭狂人東條英機上台。日本特務機關圍繞此案，窮追不捨，不斷擴大偵破範圍。由於中西功曾與尾崎秀實在上海有過密切交往，所以形勢對中共上海特科和中西功極為不利。隱藏極深的日本情報小組，面臨被全部偵破的危險。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中西功仍然堅持工作。上海情報科負責人經過反覆考慮，決定讓中西功向東去，回到東京 。中西功回到東京 ，打探到尾崎秀實等朋友均已被捕。他經過多方努力，得知日軍已在瀨户內海集結完畢，準備南進。進攻地點及對象尚未清楚，等待正在進行的日美談判的結果。日本確定11月30日為談判的最後日期。帶着這些情報，中西功返回了上海，一頭扎進“滿鐵”事務所的資料室，匆匆翻閲近期送到的《編內參考》、《軍情通報》等絕密資料。分析綜合各種情報，中西功於11月下旬正式向組織報告了自己的判斷：日本將於月底結束同美國的談判，談判最後期限一過，即11月30日後，日本必定進攻美軍，並根據海軍艦船航速和侵略者的慣用手法，預計進攻日期將在12月7日(西半球的星期日)。接獲情報的吳紀光分析，日本將在12月8日向美國發動攻擊，經過潘漢年同意，吳紀光將這個情報轉給軍統上海站。潛藏在這裏的一個地下共產黨員“21號”又將其轉報軍統總部，戴笠再轉報美國駐重慶大使。……於是，這個準確預報日本襲擊珍珠港時間的戰略情報，就由中共情報組織通過國民黨情報組織，轉給美國情報組織！後來事實證明，中西功的判斷準確無誤，但由於美國對此情報未予重視，終於使駐珍珠港的美軍幾乎全軍覆沒。
這件曠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隱藏。世間所知，只是軍統如何獲得日本奇襲珍珠港情報，轉報美國……
珍珠港事件後，中西功仍一如既往，利用一切機會收集、報告各種情報。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接到家中打來的電話，説東京 來了兩位老朋友，請他回去一下。當他風塵僕僕趕回家時，即刻被捕。原來來人是東京 警視廳的“特高”，中西功身份暴露後，幾天裏有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等20多位中共黨員和同情者被捕，日本政府和軍部都為此“中共諜報團案”的規模而震驚。
中西功從上海被押到東京 後，受到嚴刑拷打，內臟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課頭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搶救。他始終不肯説出接頭人，卻坦然承認出於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中西功被審時列舉了掌握的大量國內數據，無可辯駁地説明了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同時被捕的西里龍夫更以雄辯的教授式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警官們對此十分驚奇，又引出莫大興趣，此後每天竟出現授課式的場面──被審者進入審訊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説：“今天，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今天，講一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審問者則像國小生一樣洗耳恭聽並寫下幾大厚本記錄。那些警校畢業的高等生過去受的全是軍國主義奴化教育，此時聽到這些前所未聞的革命理論，再聯繫戰事失利及國內餓怨載道的無情事實，在對過去的信條產生懷疑的同時，也對被審者有了些尊重。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又侃侃而談，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着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説：“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
經長期審訊，1944年秋日本法庭將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書以驚歎的語言稱：“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慄。”因特高課要留活口核對疑問，死刑暫未執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後，他們幾個倖存者出獄，白井行幸等人為反法西斯戰爭獻出生命，同文書院共青團支部書記安齋庫治，戰後成為日共領袖。
戰後，中西功拖着傷病之軀積極參加了日共重建，長期任神奈川縣委員長(相當於省委書記)，還出版了回憶錄《在中國革命風暴中》。據他的夫人回憶，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處於彌留之際，最後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鬥爭歲月，斷續地説：“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
中西功並非不愛自己的祖國，卻認為只有使軍國主義失敗，並與中國友好，才能建設民主的新日本。在東京 法庭上，他反駁“叛國罪”的指控時説：“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脱出來，實現日華和平和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於這種理念，他與帝國主義間諜完全不同，提供情報完全出於信仰而從不要報酬，組織困難時還以個人積蓄傾囊相助。這種高尚的風格也證明，代表正義的先進思想具有強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動的體現！
六、“求道者”河上肇
河上肇(1879年——1946年)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畢業於東京 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其著作不僅在日本，對中國革命者也曾產生巨大影響。不過，河上肇是經過漫長的思想歷程，於後半生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在他的思想歷程中，儒學曾發揮顯而易見的影響。
在河上肇的生前與身後，無論是贊同或反對他的思想的人，都讚譽河上肇為“求道者”。正是這種作為其人格本質的“求道”精神即義無返顧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成為河上肇不斷克服舊我、超越自我的內在驅力，使他從道德理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演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從唯心論轉向唯物論，從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轉變為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開拓者，從囿於書齋的文人成為投身革命實踐活動的不屈之士。河上肇的一生是為“求道”而波瀾迭起並歷經磨難的一生。“求道”精神實為河上肇的思想成長史中，傳統東方思想與現代思想的主體性媒介。
1908年，河上肇應聘到京都帝國大學執教。此後相繼擔任講師、副教授，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先後發表《經濟根本概念》、《時勢之變》、《經濟與人生》、《貧乏物語》等著作。其中尤以《貧乏物語》影響最大。《貧乏物語》是於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在《大阪 朝日新聞》上連載的論文。它以翔實而豐富的統計材料披露了歐美資本主義先進諸國中，伴隨生產力發展與社會財富增加而大多數人愈加貧困的現狀，並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造成貧困的原因與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這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貧富分化日益顯著的日本社會來説，無疑具有現實的警世意義。1917年3月，《貧乏物語》結集成書，大受歡迎，曾再版30次。1920年，又分別以《貧乏論》和《救貧叢談》兩種中譯本，在中國出版。
從1919年起，河上肇開始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河上肇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路徑與馬克思的理論成長道路不同。馬克思是首先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在辨證唯物論的哲學基礎上確立唯物史觀，然後依據唯物史觀研究經濟現象，寫成《資本論》。河上肇則與之相反。他是首先研究《資本論》並由此闡述唯物史觀，在其錯誤理解遭到批判時，才覺悟到欲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無論如何必須理解作為其哲學的唯物辯證法，”然後才全面系統地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將其貫徹、運用於經濟學研究中，從而成長為當時日本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解釋與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做出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1925年，日本政府公佈了以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為目的的《治安維持法》。1928年，發生了著名的“三、一五”事件。3月15日晨，以違犯《治安維持法》為由，逮捕了日共及其外圍組織勞農黨、勞動組合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的大部分領導成員和一般參加者約1600餘人。其中包括學生、畢業生及聯成員200餘人。各大學的社會研究會也被解散。文部省下令大學中驅逐“左翼教授”。京都 帝國大學校長亦要求河上肇辭職。河上肇凜然不懼，在校刊發表題為《告別大學之際》的文章説：“我堅定地於心中宣誓，首先應以真理為念。……決不能因顧念而絲毫改變自己的學説。”河上肇被迫離開大學講壇後，雖曾寫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和《資本論入門》等名著，但已主要致力於革命事件活動。1929年，他與大山鬱夫協商重建勞農黨，並決定親自前往東京 參加建黨大會。在新勞農黨解散後，1932年8月13日，年已54歲的河上肇被推薦加入已轉入地下活動的日共，為此而無比喜悦，曾為日共翻譯共產國際的《1932年綱領》(《關於日本的形勢與日本共產黨任務的綱領》)，並將自己的多年積累上交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1933年1月，河上肇被逮捕入獄。8月被判刑五年。在獄中，政府當局曾以發表“轉向”聲明為條件，許其減刑或假釋。還曾利用已聲明“轉向”的原日共領導人佐野學等相勸誘。但是，均遭河上肇拒絕。河上肇的堅毅行動和鏗鏘言辭，極鮮明地表現了他的“求道者”風骨、“以身殉道”的志士氣質和“不辱天命”的儒者精神。在刑滿出獄前，他著文表示“結束刑期被釋放後，我決心離社會而隱居，不欲再犯法返回監獄。但若直率地説，這既不是由於認為馬克思主義為謬誤，也不是由於視共產主義運動為錯誤。只是由於我不久即年屆六十，如再觸國禁，唯有獄死一途。”他明確聲言：“我的學問上的信念(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的確信)，實際上毫無動搖。”出獄後，在二戰期間日本法西斯的嚴酷統治下，河上肇雖不能再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但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懷日本以及世界的命運，毫無消沉之舉。他曾以詩達意，“衰翁站五十，身健心如春。嘗看囹圄月，晚有此佳年。”他終於迎來了日本戰敗的一天。當得知被監禁18年的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等人出獄的消息後，已老病卧牀的河上肇熱情贈詩云：“衰翁七十許，蕭條破屋底。獨卧垂死牀，遙寄誠敬意。”1946年1月13日，河上肇安然而逝，結束了艱難曲折的“求道”生涯，享年68歲。
七、從“皇軍”到“日本八路”
日共在中國從事反戰運動的最大成就，就是與中共合作，將許多日軍戰俘改造成了反戰鬥士。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軍到處燒殺搶掠，殘殺平民和俘虜，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當日本官兵被中共軍隊俘虜後，卻沒有遭到以牙還牙的報復，相反還得到了相當的優待，並在思想上被真正改造，從而重新做人。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共俘虜了2022名日軍官兵，嚴格執行了《日內瓦公約》，對日本俘虜可謂仁至義盡，以德報怨。在延安進行改造的日本俘虜曾感慨，即使在國內也從未享受過那樣自由自在的生活。
當時八路軍每月的津貼費為：士兵1.5元、排級2元、連級3元，而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一律按連級幹部待遇。在供給上，中國官兵以小米為主，他們卻主要是大米、白麪。上午是一菜一湯，下午是兩菜一湯，幾乎天天都有一點肉。這樣的生活，在當時的延安實屬難得。
這也使他們漸漸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戰俘，而把自己當成一名八路軍戰士。
當然，從好戰的“皇軍”變成反戰鬥士，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這是一個充滿痛苦的過程，因為他們需要洗去從小就被灌輸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毒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日軍士兵杉本一夫在剛被俘虜時，曾對八路軍充滿了恐懼和懷疑。經過八路軍幹部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終於轉變了思想，堅決地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反對日本侵略戰爭。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軍前線司令部召開的慶祝元旦集會上，杉本一夫和另外兩名日軍俘虜突然走上舞台，當場宣佈要參加八路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當時深受感動，走上台去和他們緊緊握手，並批准了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成為第一批“日本八路”。不僅如此，還有一些戰俘正式加入了中共。
據統計，從1940年到1945年，先後有近500名日軍戰俘曾在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改造，很多人後來都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在華反戰組織，成為名副其實的“日本八路”。
在中國積極投身於反戰事業的日本共產黨人，特別是由戰俘改造過來的新成員，經過曲折的轉變後，都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來。他們所開展的反戰活動，都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而形成了抗戰期間一個特殊的隊伍。“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可稱得上是一支特殊的國際主義隊伍，其成員被中國老百姓稱為“日本八路”。另一個“日本人民解放組織”在日本軍隊中也頗有盛名，其影響力使軍國主義分子都感到畏懼。
在華從事反戰的“日本八路”們，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活動。有的從事對日軍士兵的宣傳工作，有的協助我軍開展改造俘虜工作，還有的則直接拿起武器，與侵略軍隊進行面對面的戰鬥，其中不少人為此獻出了生命。抗戰期間，近500名日軍戰俘先後來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他們隨後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及反戰組織，36人犧牲。
這些“日本八路”大多來自侵華日軍各個部隊，在宣傳中他們能緊緊抓住日軍官兵的心理，遇到的敵對情緒較少，更容易達到宣傳效果。在抗戰期間，他們通過出版印刷品、喊話等方式，先後瓦解和爭取了不少日偽軍隊。
一名叫鬆野覺的“日本八路”在蘇中地區對日軍進行了四天四夜的喊話，後來被日軍子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在戰鬥崗位上。那些手拿武器直接打擊侵略者的“日本八路”也和我軍一起並肩作戰，消滅了不少頑固分子，立下了赫赫戰功。抗日戰爭勝利後，在華活動的日共成員大多數於1945年底前後返回了日本。也有個別人留在了中國，繼續在八路軍、新四軍中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