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們對溥儀這個偽滿洲國皇帝的傀儡身份已經十分熟悉，但在1946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為“皇帝”的溥儀，他的一切對世人來説十分神祕，當他出現在證人席上時，法庭內座無虛席。那時他提供的證詞，成為後來史學界、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的基礎材料。
法律是空文 偽滿政府並無實權
溥儀稱自己因為恐懼而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請，在法庭上，他還稱自己這樣做也是為“滿洲”人民着想。
他説，在中國軍隊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軍之前，他可以祕密訓練軍隊、培養人才，如果得到了機會，就和中國軍隊互相呼應，收復失地。這是開脱之辭還是他當初真這樣想，在事實面前似乎並不重要。因為當時，偽滿洲國的實際領導是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和關東軍的全體幕僚。作為皇帝的溥儀連自己的衞兵都無法保全，更不要談訓練軍隊了。
溥儀在頒佈法令、簽訂條約、決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是無能為力的，證人席上的溥儀憤憤地説：“形式上是經過批准的，但是，‘滿洲’在日本軍隊的完全佔領之下，我沒有自由。”儘管按照組織法的規定，皇帝是享有特權的，由政府行使立法權，但事實上，溥儀和他的偽滿政府是沒有任何權力的。溥儀稱：“法律是法律，事實是事實！法律不過是空文。”
溥儀稱：“政府裏，大臣全是中國人，而次長絕大多數是日本人。所謂大臣不過是一種裝飾品，實際是由日本人次長操縱行政。在此，我願就滿洲國的行政試作説明。在關東軍司令部裏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參謀長通過司令官辦理;在參謀部裏有個第四課，它是專門管理滿洲事情的。就滿洲國政權而言，由日本人擔任的總務長官權力最大，遠在國務總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國務院令都在以總務長官為主席、第四課課長為副主席，還有各部次長參加的祕密會議裏決定。我們把這個會議稱作‘火曜會議’。這個會議以後，各部次長便分別起草與其有關的工作計劃，一經關東軍認可，便決不更動一字。然後就把這種議決案送到國務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國務總理‘批准’的名義。至於小事則由日本人次長隨便辦理了。在‘火曜會議’已經決定的事情是不許中國人反對的。一旦有人反對，總務長官便會厲聲説：‘這是既定方針！’如果你堅持反對，那是有生命危險的。因此，中國人都懷有恐怖心，即使是閣議或在省長會議上，也是什麼話都不能説。後來，吉岡中將受命於關東軍司令官，來到我身邊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面對調查團難吐真言 偽滿皇帝無人身自由
九一八事變後，國聯派李頓調查團到偽滿洲國進行調查。溥儀在法庭上被提問他是否曾與李頓討論過問題時，溥儀稱：“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為名監視我。本來我是尊敬李頓先生的，對於滿洲的許多問題也與他有同感，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這實在令人惱恨。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我怕向他説了，日本人殺害我。”他稱，就連李頓事實上也很理解自己當時不能吐露真言的處境。
溥儀説：“所謂自由一詞，十幾年中與我毫無關係，簡直是猴戲。”溥儀稱：“每年我與滿洲國軍司令官有一兩次會見，這也是與日本的最高顧問和軍政部大臣會同舉行的，我的訓示完全是他們做好了的空文。吉岡中將不許我與軍司令官談話，即使許可，也是隻限於用紙筆，這已屬常事。我過生日時，北平的友人來祝壽，也是不準見面的。更為令人惱恨的事是吉岡中將叫我寫一個親族的家屬表，只許我和他們相會。就是這些人來了，也要一一向憲兵報告姓甚名誰，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時候回去。人們給我來信則由宮內府的日系官員收去。我想給祖宗掃墓也是被禁的，只能委派別入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