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各方政治勢力紛紛出場，有識之士先後提出了各種主義和救國主張，有的僅僅在思想界流行一陣便銷聲匿跡，有的一時順應了潮流得以付諸實踐，卻因水土不服、政局動盪而中途夭折。百年前的政局跌宕起伏，這背後是什麼在起決定性作用？民初的政黨政治亂象叢生，這當中又隱藏了怎樣耐人探尋的密碼？百年前的這段歷史，值得我們好好研究。本刊即日起開闢“近代史的啟示”專欄，刊發系列文章，敬請關注。
近代中國曾有一個夢想，在當年被追尋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在上世紀20年代初的“聯省自治”運動中達到高潮，但隨後，它就被刻意遺忘了。
“東南互保”：削弱了清政府中央集權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短短几十年，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生活習慣、思維習慣，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鉅變，區域發展差異凸顯，地方主義崛起順理成章。隨着剿滅太平天國的湘軍集團崛起，督撫們漸漸把軍權、財權與用人權等攬在自己身上。從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權的危機，在清政府那裏早有預感。尤其讓清政府震驚的，是1900年的“東南互保”。那時候，因為“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爆發，清政府向列強“宣戰”。而東南各省督撫，卻絲毫不理會清政府的命令，反而與列強相約局部休兵，互保東南。
這個事件給中國人一個重要啟示。1901年，梁啟超就向中國人介紹瑞士聯邦制，説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地方自治傳統，如果能採用聯邦制，中國許多難題都容易化解。因此，如何建立集權、分權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參照東西洋各國立憲經驗，以官制改革為突破口，重建中央與地方分權模式。
然而，清政府畢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數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經深入骨髓，很難真正去分享權力。於是仿行立憲的原則，就成了“大權統一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也就是説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實權，只是允許民眾參與討論政治而已。但即使這樣有限的讓步，清政府實際也沒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説“慣性思維”是——削弱現行督撫權限，各省新設督撫權限僅與日本府縣知事相當，財政、軍事權悉收歸中央，反倒是要加強中央權力。
清政府的決定，引起地方勢力的嚴重不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公開反對，表示很難辦到，各省督撫也相繼表示不滿，此案只有暫時被擱置起來。清政府仿行立憲宣稱要解決中央、地方的權限問題，結果卻南轅北轍，很不理想。
湖南新政：近代中國地方主義的起點
近代中國地方主義的起點，是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所主導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發生在甲午戰敗後。由於戰敗，中國人就去檢討過去幾十年發展中的問題，朝野內外一個基本共識是，過去對社會管控太多，中國沒有民間社會，沒有“自組織”，沒有新聞媒體，沒有一切現代國家所擁有的社會管理方式。
這一特別機遇被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敏鋭地抓住了，而他們之所以在湖南進行試驗並能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極端激進與極端保守同時並存。
就區位來看，湖南擁有一個特殊的窗口——廣東。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選廣東。廣東是近代中國與外國人接觸最早、最多的地區。湖南人通過廣東這個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優長之處，因而有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等一大批力主學習西方的湖南人。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國的位置，當南北要衝，為西南門户，是各方勢力爭奪的焦點。或許由於這個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當1897年德國出兵佔領山東膠州灣、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時，湖南人就在兩年自治的經驗基礎上準備獨立。這當然不是分裂，而是準備像梁啟超等所期待的那樣，以湖南獨立為中國將來重建統一積蓄力量，保留一個復興基地。
湖南獨立在1897年沒有成為現實，因為清政府鑑於膠州灣事件的巨大影響，在第二年開始了政治改革，是為戊戌維新。戊戌維新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動力，湖南省內的南學會，就是一個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團體。遺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並沒有結果。戊戌變法在1898年秋天逆轉，湖南地方自治試驗也就隨着陳寶箴、黃遵憲被解職而煙消雲散。
從地方自治到聯省自治
20世紀20年代初，過去的地方自治先鋒，又成為“聯省自治”運動的領頭羊。湖南不僅在1920年11月由省長譚廷闓、師長趙恆惕發表通電，第一個宣佈自治，還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佈施行湖南憲法。在湖南省的啟示下，四川省的劉湘，貴州省的盧燾，廣東省的陳炯明，江西省的陳光遠，浙江省的盧永祥，陝西省的陳樹藩，東北的張作霖，華北的吳佩孚等政治強人，都先後運用各種方式嘗試自治。
不過，我們看到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國，各地的自治運動風起雲湧，而經過幾年的折騰，到頭來卻是中國獲得了新的統一，各省依然處於統一中國的範圍之內，並沒有任何一個省真正從中國分離出去。
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因為中國人自古就有一個區域“忠誠分層”的問題，湖南人忠於湖南，但不會忘情中國，真正願意一省獨立永久脱離中國的畢竟是少數。中國自古以來的自治，都是相對於大中國而言，是統一條件下的治理方式調整，因而自治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三國演義》的開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紀20年代的政治邏輯，各省自治必然漸漸進入數省聯治。
聯省自治：很快被北伐統一所取代
其實在各省自治期間，就有好幾次組建聯省政府的嘗試。比如1921年，湖南、四川決定出兵驅逐北洋的王佔元，幫助湖北自治。湘軍出動前，省長趙恆惕派多名説客到西南各省活動，説打算在驅王之後，在武漢召集各省代表，商量組織聯省自治政府的大問題。提議一出，雲南、四川、浙江、山西等紛紛表示贊同。當時甚至有傳言，説是聯省政府的名單都有了，比如黎元洪任元首，段祺瑞任總理，陳炯明長陸軍，而孫中山則傳説要被推舉為太平洋會議的代表。當然，這些組建聯省政府的嘗試統統都沒有結果，自治運動很快被北伐統一所取代。
聯省自治從1920年興起，如火如荼開展了幾年，仍沒有實際效果，並常混雜着各個軍事實力派的爭鬥，讓一些激進的知識精英失望不已，更沒有喚起民眾參與的熱情。1924年，倡導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武力統一中國的國民革命興起後，很快俘獲了大部分人心。
隨着1926—1928年革命軍出師北伐，北洋的中華民國結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重啟，中國重建統一，重回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三民主義成了國家指導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義也就重新納入孫中山的思想框架中。在這個框架中，中國仍要實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層面之外，直接進入縣域，不再讓各省成為一個自治體。這顯然是擔心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變成地方割據。不過孫中山的擔憂還是出現了。統一隻是表面的，“北伐”中那些主動投靠國民黨的軍事實力派，仍舊握着地方大權。只是他們不再公然宣稱要實行聯邦制，而是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發展着地方的勢力。
聯省自治為何會受到許多軍閥的青睞，又為何以失敗告終
自從進入近代後，中國的內部變動就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內政，總帶有一些國際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美等國長期穩定繁榮，給世界以重要示範，許多國家從原來的單一體制改為聯邦制，甚至連社會主義蘇聯，也在以聯邦為訴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路徑選擇，這也是上世紀20年代聯省自治的國際背景。
從當時中國最直接、最現實的困境來説，聯邦制、聯省自治、一國多制的政治體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種政治野心家的專擅行為。從消極意義來説，這也是當時實際上陷入分裂狀態的中國重新走上統一之路的一種“比較的和平方法”。這種複合國體形式，或許合乎中國國情，中國的實際情況也許確實如許多學者所分析的那樣。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實際上陷入了一個理論誤區。因此，反對者也幾乎如出一轍從中國國情來立論。
中國國情一個最大的特殊性在於，理論上不會有誰堅定反對自治、聯治，但在他們內心深處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別人治”。也就是説，“自治”實際上很可能被操作為“官治”、“軍治”，而非“民治”。更何況，當時中國的民眾並沒有相應的自治能力，還需要長期的培訓。這就不可避免發生一個問題，一旦利益衝突，擁有權勢的人或集團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論幫助民眾來參與政治，約束自己。
即使有幾位比較超脱的軍人，如湖南的趙恆惕、廣東的陳炯明，他們也不能強求所有軍事實力派都和他們保持一致。比如吳佩孚，他過去曾反對過“武力統一”，但那是因為他羽翼未豐，一旦他以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時，也和其他軍閥一樣，要建立所謂“全國統一”的“合法政府”。1921年9月10日，他與孫傳芳等人聯名通電，提出在廬山召開所謂“國是會議”，以發起國民大會，恢復舊法統，取消南北政府，實現全國統一。而那些沒有能力擴大地盤的小軍閥，則更樂意於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
那時人們普遍的困惑是：中國既有軍閥專制，則任何形式的自治，都必然帶有軍閥割據的特徵，都是“軍治”，而非“民治”。軍閥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軍閥成了中國落後、混亂的替罪羊，由軍閥主導的反軍閥運動，卻成了國民的一場狂歡。
延伸閲讀
軍閥割據與聯省自治
在軍閥勢力統治之下，除湖南實行省憲兩三年外，其他各省均未發生實效，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在直係軍閥吳佩孚推行以武力統一全國的局勢下，各省軍閥高唱“自治”實際上是為維護地盤和統治權而提出的一種政治主張，以圖割據自保。
比如，廣東軍閥陳炯明標榜“聯省自治”，是為了阻擾北伐，並蓄謀發動反對孫中山的軍事政變，以建立地方封建割據政權;江西陳光遠，則利用“聯省自治”的口號以脱離困境，以便與陳炯明建立祕密的聯防;浙江督軍盧永祥原屬皖系，直皖戰後，他深感勢孤力單，為鞏固他在浙江的統治，用自制省憲等辦法，抵制直系的侵入，以圖自保。
至於“聯省自治”運動轟鬧了一場，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儘管它是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一種政治主張，其思潮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疇，但這一口號卻被軍閥所利用，成了他們製造紛爭的幌子，以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政治逆流。
發起人譚延闓
譚延闓(1880年—1930年)，字組庵，湖南茶陵縣人，生於浙江杭州。中國國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行政院院長。
其父譚鍾麟，據朱保炯等編《明清進士碑錄索引》卷下，譚鍾麟考中咸豐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進士;另據朱汝珍編《詞林輯略》卷七，譚鍾麟，字雲覲，號雲卿，湖南茶陵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兩廣總督，諡文勤。譚延闓聰穎好學，5歲入私塾。其父規定三天要寫一篇文章，五天要寫一首詩，還要練寫幾頁大、小楷毛筆字。11歲學制義文學，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稱之為“奇才”。1893年，譚延闓到長沙蔘加童子試，考中秀才，譚父當時年事已高，譚延闓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時，繼續跟從各地名師學習時文等。1904年，譚延闓參加清末最後一次科舉試，中試第一名貢士，即會元，4月參加殿試，列為二等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
延闓幼承家學，天資聰穎，少年臨池，頗有筆力，翁同龢見而愛之，嘗語譚父曰：“三令郎偉器也，筆力殆可扛鼎。”後果如其言。光緒十八年(1892年)入府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中舉人，三十年中進士，入翰林，旋授編修，返湖南辦學。慈禧太后晚年，曾親自主持改革，即所謂“丁未新政”，延闓積極呼應，屬湖南立憲派首領，任省“諮議局”議長。
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湖南軍政府參議院議長、民政部長。10月底立憲派殺害正副都督焦達峯、陳作新後，被諮議局推舉為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長，加入國民黨，任湖南支部支部長。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宣佈湖南獨立，並在《長沙日報》發表《討袁檄文》，遂被袁世凱撤去都督之職。去職後，先後避居青島、上海。1915年，袁稱帝，延闓參與護國運動。1916年8月後復職湖南省長兼督軍、湖南參議院院長。在護國戰爭中，為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還之湘人”口號。袁死後，任湖南省長兼督軍、省長，1920年11月被趙恆惕驅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孫中山，再次加入中國國民黨，6月任全湘討賊軍總司令。1923年後任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內政部長，建設部長、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大本營祕書長。1925年7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常務委員兼軍委會委員、常委，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9月署理廣州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1926年1月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3月代理廣州國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7月又代理國民黨中央黨部主席。1927年3月後任國民黨中常委、中政會主席團成員、軍委會主席團成員、國民政府委員、常委、武漢國民政府戰時經濟委員會委員。9月寧漢滬三方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任大會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轉任行政院院長，兼任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委員長，國民黨中執委、中常委，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1930年9月22日病逝於南京。
譚延闓與陳三立、譚嗣同並稱當時“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編修。民國四大書法家之首，民國書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隸四大家之謂，他們是譚延闓的真，于右任的草，吳稚暉的篆和胡漢民的隸。素有“南譚北於”之譽。這四人均為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且也都是活躍於政壇的頂尖文人。
譚延闓的女兒譚祥，嫁給了國民黨人陳誠。
歷史進程
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曾號召“湘人治湘”，後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
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趕走在川滇軍;
同年4月，貴州盧濤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
1922年12月，趙恆惕公佈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
同年6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制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
陝西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通過“制定省憲案”;湖南公佈“省憲法”後，浙江、廣西、四川皆公佈;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佈自治。
在地方軍閥推行“聯省自治”的過程中，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團體，如“各省區自治聯合會”，“自治運動同志會”，“旅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等。在一些團體的章程中也反映了資產階級和某些進步人士的民主要求。蘇浙皖人士曾利用聯省自治口號，於1924年推動浙江自治和蘇、浙、皖三省聯省自治，以抵制直係軍閥孫傳芳的殘暴統治。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聯省自治的主張無人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