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農業社會，人類應對自然變化的能力較差，大氣温度每次變冷轉暖，都會引發人類社會大規模的動亂、戰爭和民族遷徙。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説，人類文明的興起與跌落、戰爭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學發現和文化成就的取得，除了我們看得見的人為因素以外，冥冥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有氣候的變化。
農牧之爭背後的“天意”
“彼蒼者天，何其有極？”當中國古人面對變幻莫測的天道，發出如許浩歎時，他們哪裏知道，氣温的些許變化，哪怕是1℃的升降，就能把人世間攪得天翻地覆。
對古代中國而言，氣候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轉換，往往決定着中原農耕民族和北方遊牧民族實力的強弱對比和農牧分界線的南北飄移，由此引發或加劇民族衝突，進而決定中原王朝的興替。
以魏晉南北朝為例，當時氣候變化正處於秦漢、隋唐兩個温暖期之間的寒冷期，在公元400年前後温度最低時，年平均氣温比今天低了近2℃，較之温暖的漢、唐時代，要下降2℃－3℃。
有人以統一的斤畝折算，秦漢時代平均畝產量為132公斤，北朝平均畝產128.8公斤，東晉南朝為125.4公斤，均較前朝下降了2.84%。
土地單產對古代民族的競爭尤其是農牧民族間的競爭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單產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積上能養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糧食積累，也就有更強的軍事戰鬥力，在戰爭中獲勝概率更高。而寒冷直接制約着降水量的大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氣温每下降1℃，年降水量將相應下降100毫米，糧食單位產量就會比常年下降10%。
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實力對比，直接決定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圖也即生存空間的大小。秦漢時代，中原王朝的農耕區直達陰山腳下。據《史記》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大將蒙恬率秦軍將匈奴驅出陰山以外，在陰山、河套地區設立了44個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派遣將軍衞青、李息從雲中出擊匈奴，收復河南地，設置朔方、五原郡，陰山一帶再次納入中原版圖。
而到魏晉南北朝時，陰山腳下已成為水草豐美的遊牧區。北朝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就是當地遊牧生活的生動寫照。
不僅如此，長城以南的老農耕區，這時也逐漸被畜牧所侵蝕。西晉束皙談到黃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時，説“豬羊馬牧，布其境內”，主張將馬牛豬羊遷徙到“空虛之田”。這空虛之田，在今天看來，就是氣候轉冷，農耕盡廢所致。
關中大旱 周室東遷
氣候變化決定王朝興替的另一個例子，是陝西的關中地區。西周末年，隨着中國北方氣候的由暖轉寒，關中地區旱災頻發。第一場大旱自共和十四年（前828）到宣王六年（前822），持續七年之久，《詩經》中的《雲漢》一詩，就真實記錄了這次大旱，指天抹淚地哀歎説：“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時隔四十年，關中又發生第二次大旱，而且震災、旱災並起。據史籍記載，這次大旱在周幽王二年（前780），導致了“三川竭，岐山崩”的奇特現象，給靠天吃飯的原始旱作農業以毀滅性打擊，不僅使關中的經濟中心地位下降，還促成了10年後周王室的東遷。
古代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最終從黃河流域轉向長江流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氣候轉冷的結果。唐末五代以前，除了魏晉南北朝這個寒冷期，中國大部分時段氣候都較温暖，北方旱作物單產高於南方的水稻，黃河流域人口一直很稠密，成為中華文明發源地。此後，氣候轉冷，水稻單產隨着耕作技術和選種的進步明顯提高，逐漸超過北方旱作物，到宋時，南方人口超越北方，長江流域終於取代黃河流域，成為漢族的經濟文化中心。
甘肅萬象洞內一枚石筍，也揭示了氣候變化與王朝興替的驚人巧合。該石筍由地下水析出的碳酸鈣累積而成，其生長速度取決於當地每年的降水量，科研人員根據石筍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繪出過去1810年間的降雨量變化曲線，然後與同時期朝代的興衰更替作比較，結果兩條曲線高度吻合。
“氣候變化通過影響農作物生產，進而對中國古代朝代的興衰起着關鍵作用。”主持這項研究的蘭州大學教授張中平説，氣候就像一雙“無形的手”，左右歷史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