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汪精衞堅信抗戰必亡國滅種，且認為自己同日本籤的文件算不上賣國契
汪精衞投敵的最大理由，是所謂“戰必大敗”，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衞自謂，若“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
但他又説，“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汪精衞遂從重慶出走，在1938年12月發表“豔電”，一步步成為漢奸。
汪精衞後來一再為自己的“主和”主張辯解，稱“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因此“跟着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就要“國亡滅種”，只有先“恢復中日和平”，再“確立東亞和平”，才能“復興中國、復興東亞”。
在汪精衞而言，他起初不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但到了實際談判時，他才發現日方殊無誠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約”，規定中國“從黑龍江到海南島”“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陳公博看到密約後，對影佐禎昭説，這“簡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國”，影佐也不諱言：“在目前不能説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公博將對話內容告知汪精衞後，汪回答：“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對此他並不自信，只是聲稱：“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籤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面，這種文件説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2、汪精衞口頭上一再辯稱欲為國家保存元氣，但偽政權並沒能做到這一點
事實上，汪精衞一再以“賣身救國”自我辯解，汪自稱投敵的目的是，“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南京偽政權成立前，汪精衞又對追隨者説，他們要“管理者為業經淪陷之土地及人民，所爭者為敵人已經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為國家之元氣與淪陷區人民之利益，固不能於後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敵人”“故我等在南京組府，不但於抗戰無害，而反於抗戰工作有所輔助，亦未可知”。
但汪偽政權在淪陷區助紂為虐，協助日軍壓制民眾、徵收物資，其基層官員還橫徵暴斂。
僅舉一例，偽縣署規定辦理“縣民證”，收取紙張費用2角，“但官與吏上下交徵，準偽縣署以下區鄉公所加收至每紙五角，而主辦之偽員竟索至七角，最後送達差役則所取一元，如此交徵，小費多於正費10倍，閉塞之鄉領用‘縣民證’者，更須二元三角”，如此盤剝，談何保存“淪陷區人民之利益”？
汪精衞對組建偽政權的種種規劃，乃是基於幾個錯誤判斷，其投敵前後，正是抗戰最艱難時期，廣州、武漢相繼淪陷，美、英等國也沒有開展全面援華的表示，這使汪精衞、周佛海等人相信，“日軍必繼續攻佔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戰爭必不致發生”。
而當時確實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後來追隨汪精衞投敵的一干人外，所謂“低調俱樂部”中還有胡適、陳立夫、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會使中共坐大的觀察，汪精衞很自然地認為，主和是大勢所趨，要保存中國，就只有同日本和談。
談判時，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以為登高一呼，雲南、廣西、四川等省就會羣起響應，到時不愁沒有與日本談判的籌碼。
然而汪精衞的大多數判斷都錯了，汪偽政權沒能招降到任何實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後，非但重慶等後方城市沒有被佔領，太平洋戰爭又復爆發，蔣介石“苦撐待變”的戰略成功了。
汪精衞因死於日本戰敗前，未能留下一份詳盡的自白書，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當於汪精衞遺囑的文章——《最後的心情》在香港發表，對於此文真偽，至今尚存爭議，然其內容實不失為汪精衞的一個“自辯”。
尤其“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鮮明地表現了汪精衞對中日戰事的看法，隨着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失利，發生了根本改變，其投敵正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