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主要活動於漢景帝和漢武帝時期，他是漢初傑出的大儒，他治學嚴謹，學識豐富，為適應漢初政治上加強封建大一統和發展封建經濟的需要，他提出了許多對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思想上都產生重大影響的主張，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張對中國後來的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説，充斥於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等書籍，以及大學課堂和相關教科書中。直到今天，這種狀況並未根本改變。只要瀏覽一下包括一流大學在在內的名目繁多的有關“國學”講座所排的課程表，便一目瞭然。但是，經相關專家考證，查遍迄今所見董仲舒的著作和相關史料、文獻，均沒有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説法或記載。
文化專制不同於政治專制。因為政治專制可以禁錮、扼殺人們的手腳和整個肉體，但文化專制卻頂多只能禁錮人們的口和筆，卻永遠禁錮不了人們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專制從一開始就行不通。漢武帝時代學術文化發展的史實，就是證明。與董仲舒同時的劉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駁斥“儒術”而崇尚道術;就連漢武帝本人對“儒術”也並不那麼熱衷，而是幾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術。當在朝的文化人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制度，而精心編造某種學説而大造輿論時，而在野的民間學術文化，卻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和方向潛流、湧動着，並隨着時局的動盪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衝擊着所謂主流文化。諸多學術文化發展的史實，説明漢代根本就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史實。
諸多學術文化發展的史實，説明漢代根本就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史實。因為即使在漢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間，“儒術”以外的其它學術比如神仙方術，術數等等，不僅照舊存在和發展着，而且比先秦發展得還快。另外，直到漢末，天文、地理、水利、數學、農學、醫學、紡織、建築、冶煉、釀造、交通等等，也都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湧現了許多建樹卓越的專家、學者。
總之，在漢武帝及其以後的漢代三百多年間，無論是包括神仙方術在內的異端邪説，還是重在實用的各種學術，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在很多領域，成就都領先於當時的世界。這一史實表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整個漢代根本就不存在。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學説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採“黃老”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建立起一個具有神學傾向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天人宇宙論圖式。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極力建構一個可以作為儒家政治倫理學説根據的系統而完整的宇宙論圖式。並竭力把人事政治與天道運行附會並強有力地組合在一起，把陰陽五行(天)與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響的“天人感應”學説作為他的理論核心，從而完成了對先秦儒學的改造。“天有四時，王有四政”董仲舒建構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終在於對封建專制主義君權至高無上進行論證。又對“天”進行了神祕主義論述。應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君權神授，皇權又要受到“天”的制約。提出了“三綱”(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五常”(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範，從而完成了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的改造。。
由此亦可見，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實乃無稽之談，他在繼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礎上也吸收了法家、墨家、陰陽家的一些先進思想。如果説集百家之長，成於一家也算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這裏的“儒術”本就是百家，又何談罷黜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