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怨女同性戀“宮花寂寞紅”，這五個字多麼深刻地描述了幾千年來千千萬萬的女性在深宮中青春之花寂寞地開放又枯萎。性是人類的一種自然需求，在正常情況下，無論男人和女人都渴求愛情、婚姻與性的幸福，可是宮女們的這種人生權利被殘酷地剝奪了。在後宮，宮女們接觸的男人只有皇帝和太監，太監是沒有性能力的，而皇帝只有一個，在宮廷女性中能得到皇帝寵幸的又有幾個呢？白居易的《上陽白髮人》一詩，充分地描繪了“一生遂向空房宿”的性寂寞和性飢渴：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樑燕雙棲老休妒。鴛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
在這種性寂寞與性苦悶的情況下，宮廷女性怎麼辦呢？有人逃走了，如古人筆記中曾記載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宮，在市上徜徉遊覽，一批宮女“皆淫奔而不返”。還有女性自歎薄命，以自殺了此餘生，如隋煬帝時的侯夫人。但是以上這些情況畢竟是極少數，而多數宮女是默默忍受，有時也尋求一些方法進行性的宣泄。性宣泄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一是和太監結成掛名夫妻，藉以得到感情上的安慰，這稱“對食”或“菜户”;二是以手或工具進行“自慰”;三是搞同性戀。在中國古代，女同性戀多稱為“磨鏡”，雙方相互以廝磨或撫摩對方身體得到一定的性滿足，由於雙方有同樣的身體結構，似乎在中間放置了一面鏡子而在廝磨，故稱“磨鏡。”，也有一人女扮男裝，在腰間繫一假陽具和對方進行性交的，這在古代的春宮畫上有一些記載與描繪。
女尼和道姑的同性戀中國的女尼和道姑，自漢、唐以後開始多了起來，但是在社會上一般對女尼和道姑都無好感，因為在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中，人們總認為女子應在家中侍夫育兒，而出家總是“不守婦道”。在中國古代，“三姑六婆”素來沒有好名聲，《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四回裏就説：“我説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尼姑和道姑居“三姑”之首，更是古代社會中的男子攻擊、誣衊的對象，在許多古代小説中，尼姑庵、女道觀向來被描繪成養漢淫亂的場所，人們通常認為尼姑、道姑進入一般人家的閨房，不是送春藥，就是拉皮條，或是搞同性戀。有首詩説：“斷俗入禪林，身清心不清。夜來風雨過，疑是叩門聲。”就是説女出家人與人私通的情況。“三言兩拍”是明代最有影響的擬話本小説，它反映了宋元以來市井階層的生活狀況、思想觀念和欣賞情趣，其中有些內容描繪了尼姑、道姑偷漢的“淫行”。例如馮夢龍的《醒世恆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絛》、凌初的《拍案驚奇》卷三十回《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都描述了男子進入尼庵，被一羣尼姑拖住不放，日夜宣淫，輪番大戰，最後虛脱而死的事情。還有不少民歌民謠，都有嘲笑和尚、尼姑私通以及女尼和道姑性混亂的內容。
實際上，對上述狀況應具體分析。古代女子削髮為尼或為道姑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一種人是真心皈依教門，恪守戒律，了此一生，這是多數。另一種是為生活所迫，以尼庵、道觀作為一個歸宿或一時的棲身之地，如有些妓女年老色衰，或為人所棄，無路可走，就去做尼姑、道姑了。第三種女人不過是把出家入尼庵、道觀作為一種實行“性開放”、“性自由”的手段而已。
唐宋之時，貴族女子出家為尼為女冠的特別多，其中濃粧豔抹、喜交賓客、放蕩佻達的不在少數。《湘山野錄》載：“中國長公主為尼，掖廷隨出者二十餘人。詔兩禁送至寺，賜傳齋。傳旨令多賦詩，唯文僖公彭喬年尚有記者雲。”又《柳亭詩話》也記載道：“李義山詩《碧城》三首，蓋詠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請出家。義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梁、邵陽、永嘉、永安、義昌、安康(諸公主)先後乞為女道士，築觀於外，頗失防閒。”這“築觀於外，頗失防閒”幾個字點明瞭問題的實質。公主們住在宮裏，搞“性自由”畢竟不方便，在宮外當女冠，情況就不同了。唐玄宗私兒媳楊玉環，開始時為掩人耳目，也把她送進道觀當女道士，道號“玉真”，他們在道觀頻頻幽會。此外，女尼、女冠們廣遊全國，出入宮禁與民家都比較自由、方便，與女子接觸更不受限制，這都給她們的性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些女尼、女冠自不能免，像魚玄機這樣的風流女道士絕非個別。除了搞異性戀之外，搞同性戀的更多，而社會對搞女同性戀更為寬容，因為這不破壞婚姻家庭，不算“失節”，也不影響子女的血統。當然，也不會被認為是什麼“好事”，元代的陶宗儀就認為女尼、女冠等不能隨意進入女子的閨房，以防生亂，其主要寓意也是防止女同性戀的發生。
民間婦女的同性戀如果説，宮廷女性、女尼、女冠等由於接觸男性的機會少，因而以搞同性戀作為一種性宣泄，那麼這實際上是受了男女兩性交往的限制，女同性戀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就是現代性科學所謂“境遇性同性戀”，如果環境允許她們和男性廣泛接觸，她們還會“從良”、“還俗”、“擇偶而嫁”的。可是有些民間婦女的同性戀，是受心理變化、傳統風俗的影響，完全是自願而為之，這種同性戀就穩固得多了。
例如，正如明、清的男風盛行一樣，廣東順德也有許多蠶女不嫁，願終生為處女的風俗。她們被稱為“老姑婆”，同住一起，居住的地方叫“姑婆屋”。由於傳統上養蠶絲之地被視為聖潔之所，男子是不可進入的，因而“姑婆屋”也不準男子進入。這些蠶女互相結盟，滴血為約，永不外嫁;她們結拜為姐妹，親如夫婦，禍福與共，終生不渝。她們結盟的儀式稱為“梳起”。舉行這種儀式時，像新嫁娘出嫁一樣，將做姑娘時常留的大辮子梳成別的髮型，到寺內神前，當眾殺公雞喝血，拜神發誓，凡是經過“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約均屬無效，而男家也不能強娶，但男家可以索取與要求賠償聘金和重新訂婚的費用，這費用就由那對結拜姐妹共同負擔。《清稗類鈔》中還記載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有所謂“磨鏡黨”的組織，這是一個女同性戀的團體，該書第三十八卷《洪奶奶與婦女暱》雲：滬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慶裏，為上海八怪之一……所狎之男子絕少，而婦女與之暱，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洪為之魁，兩女相愛，較男女之狎暱為甚;因妒而爭之事時有之，且或以性命相博，乃由洪為之判斷，黨員唯唯從命，不敢違。
從以上這篇論述中可以看到，女同性戀具有多麼大的誘惑力，在當時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女同性戀者似乎還有相當大的力量。
與男風相同，女同性戀也是古代小説、尤其是性小説的內容之一。這是因為，小説是反映現實生活的，而女同性戀在生活中並不少見。例如明代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與同朝代丁耀亢所著的《隔簾花影》都不僅有女同性戀的敍述，而且後者還有女子鞭打女子，直至身浴血花又剪去頭髮而感到性滿足的描寫，這是女同性戀加上“性虐待狂”了。此外，明末清初李漁所著《憐香伴》中的雀箋雲和曹語花、清代曹雪芹《紅樓夢》中的薔官和薇官、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的封三娘和範十一娘，都是對女同性戀的描寫。從古代形形色色的同性戀看來，其原因和表現是十分複雜的。許多王公貴族、達商富賈的同性戀，大部分算不上什麼“戀”，而是一種淫亂，他們對異性玩弄膩了，就去玩弄同性;有一些人的同性戀，是十足的性變態;而多數人的同性戀，則出自一些心理的變化、民俗與環境的影響，他們是真正的“戀”，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感情和生活方式並不是什麼罪過——對古代這形形色色的同性戀一概斥之為“淫亂”、“穢行”、“變態”是錯誤的，察古是為了知今，我們研究古代的同性戀是為了説明，社會上的這一性現象具有很遠的歷史源流，它的原因複雜，有些成因(如統治階級的淫亂與性壓迫)現在已經不存在了，而有些成因現代和古代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這對我們研究與認識現代社會中的同性戀是有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