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1915——1986)，美國著名記者，本名叫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White)，因為熱愛中國，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抗日戰爭時長期任美國《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採寫了大量關於中國戰場的報道，訪問延安後寫出影響巨大的名著《中國的驚雷》。
白修德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哈佛大學的第一位弟子。他本來想研究中國歷史，但費正清卻認為白修德身上具有與斯諾相同的記者素質，便建議他與其當一名歷史學者，還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記者。於是，帶着費正清的推薦信，白修德於1939年走進重慶，開始了他的新聞生涯。在抗戰期間所有駐華美國記者中，白修德被認為是最傾向於中共的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
後來，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寫《美國總統的誕生》系列著作而聞名於世，但從記者職業來説，中國卻是他最初嶄露頭角的地方。作為《時代》週刊的特派記者，他在這裏工作了將近八年，他成了中國抗戰、特別是重慶時期中國歷史的重要目擊者、記錄者。尤其令人稱道的是，1942年到1943年，久旱無雨的河南發生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造成五百萬人死亡，慘絕人寰，舉世震驚。在這次大饑荒中，白修德在促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最終採取果斷措施、拯救無數生靈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白修德與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關係密切。可以説，繼斯諾之後，白修德是又一位與中國關係密切、有着重要影響的美國記者。
1942年到1943年間，正是在中國抗戰處於最艱難的時期，久旱無雨的河南境內發生了百年不遇的“中原大饑荒”，大戰亂加上大饑荒，讓苦難深重的中原人民雪上加霜。據史料記載，連續兩年多的百年不遇大旱災，好多農田顆粒無收，直接餓死災民多達500多萬人，慘絕人寰，舉世震驚。然而，由於國民政府對戰時媒體新聞實行監管限制制度，尤其是當時河南地方政府官員對當地災情報道採取嚴格限制和屏蔽措施，竟使得“中原大饑荒”不為國民政府高層和國內外社會所知曉，各種救災賑災援助活動甚至無法展開。
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農業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出現糧食作物“絕收”，農民開始靠吃草根、樹皮維持活命。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已經更加嚴重了，許多地方的草根幾乎已被挖完，樹皮幾乎全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國民政府對此似乎瞭解無多，不僅沒有絲毫的賑濟舉措，災民的賦税也還照徵不減。
1943年2月初，河南災區的氣候依然繼續幹旱，災情仍在進一步惡化。有關河南特大旱災消息通過各種渠道開始外傳。當時國內報紙《大公報》重慶版刊登了該報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新聞報道，卻遭到國民政府新聞宣傳部門的調查，並以違反“戰時新聞管制條例為由，勒令《大公報》重慶版停刊三天，以示嚴厲處罰。
《大公報》重慶版被勒令停刊三天的消息傳出後，駐在中國戰時陪都重慶的外國記者們一片譁然，美國《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這一情況後，決定親赴河南災區進行現場採訪以探虛實。
1943年2月底，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走訪了許多村莊，訪問了許多災民。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人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一個父親被控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掉吃了，這位父親辯解説是在孩子死後才吃的。還有一個農民被控殺掉別人送給他的八歲兒童，因為在他家屋旁的大罈子裏發現了小孩的骨頭。這位農民也辯白説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裏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説謊，所以我們又繼續策馬前進。”
在最初的震驚之後，白修德開始從技術上入手蒐集來自低層的統計數字。於是，他每天都和許多農民及低級官員交談，瞭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發現，軍隊徵收的軍糧往往高於全年的收成，農民還要向地方政府官員納税，災區中的貪污腐敗現象比比皆是：收税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税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税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税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把多餘的穀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
當白修德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羣中年人來訪問他們，説他們代表着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及一個報告書，希望白修德能夠帶到重慶國民政府去。那份報告書説，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麼都沒吃了，每天有七百人左右死掉。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為麩皮一萬斤。
白修德與其中一個領頭人交談，問他有地嗎？回答説有的，二十畝。他收穫多少穀物呢？每畝十五斤。當地抽税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此時，一直在旁聽他們談話的軍官頓時勃然大怒。他把那個農民叫到一旁訓斥一番，然後這位農民回到白修德旁邊，改口説剛才説錯了，税不過每畝五斤。同時，這位軍官要求他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他們的書面報告退回。他們退回了一份，但這位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寫道：“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在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後，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有此經歷，以後他們儘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百姓交談，無論何時何地，聽到的都是在重複同樣的呼籲：“停止徵税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税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税，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把各村、縣情況彙總後，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説起餓殍遍地的情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説他誇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税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徵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税、採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陝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當地官員對災情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面對這種情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發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道和任何新聞報道一樣，應當發回重慶，由國民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道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制度不那麼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道不經檢查就直接發往紐約了。
消息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此時正在美國訪問，宋美齡看到報道後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的形象，由於她與《時代》週刊老闆亨利·盧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駐中國重慶記者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
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介石卻拒不接見他，因為白修德“一夜之間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裏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道偷發出去”。宋慶齡得知這種情況，一再對蔣介石説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介石接見白修德。
在宋慶齡等人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白修德。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屍的情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屍體的相片，蔣介石看到這些相片，表情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後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説白修德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蔣介石還向白修德表示，國民政府一定要儘快採取措施賑濟河南災民。
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災區的傳教士的一封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餘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着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