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樓主要分佈在岷江、大渡河、雅礱江上游流域羌族、藏族等少數民族居住區。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中就如此記載“：冉駹夷者，……眾皆依山居止，壘石為室，高者十餘丈，為邛籠”。“邛籠”為羌語“碉樓”的音譯。“邛籠”的營建者冉駹，是古羌人的一支，秦漢時期主要生活在岷江上游一帶。到隋唐時期，碉樓建築在四川西部和藏東地區廣泛盛行。《隋書·附國傳》載：附國“近川穀，傍山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為石巢而居，以避其患。其石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其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盜賊。”明代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也有類似記載“：威、茂，古冉駹地，壘石為碉以居，如浮圖數重，門內以楫木上下，貨藏於上，人居其中，蓄圈於下，高至二三丈謂之雞籠，十餘丈謂之碉。”
據漢文史書記載，今岷江、大渡河上游嘉絨藏族居住的地區，在隋唐時期是古羌人部落“嘉良夷”的居住地。這一地區屬於民族遷徙、融合的走廊地帶，各民族在艱難的遷徙過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嘉絨藏族的先民就是隋唐時期居住在此地區的西山諸羌與遷徙而來的吐蕃人相融合而形成的。因此，在生活習俗等各方面受羌族文化的影響比較突出。現在，居住在川西北的大、小金川的嘉絨藏族的房屋建築形式與羌族的碉樓相同。這種碉樓建築文化一直影響到藏東、藏南地區。
一個民族不論其最初的居住形式如何，其先民們從事構築營造活動的目的總是為了抵禦自然和外族的侵害，希望得到一個穩定的，能保護自己的居所，求得生存休憩的空間。居住在岷江、大渡河和雅礱江上游的羌族、藏族的先民也不例外。由於長期以來民族之間以及民族內部頻繁出現的冤家械鬥，除需要他們將大多數村寨建築在半山或高山易守難攻處外，還需在住房的附近建堅固而高大的碉樓，用以防禦敵患和儲存糧草。這就為碉樓的產生創造了先決條件。
岷江、大渡河、雅礱江上游地區在民族遷徙、歷史演進過程中，到明清時期逐漸形成了十八大土司控制該地的格局，即通常説的嘉絨十八土司。大、小金川土司即為其中的成員。兩金川地區“地不過千有餘裏，僻在四川省之西，其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前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連”，即大、小金川地區近接成都，遠連衞藏，是內地聯繫西藏、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的橋樑和咽喉地帶，自古在川藏交往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元明清以來的歷代中央王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羈縻、管理其地。到清雍正之後，大、小金川土司勢力壯大，常常恃強凌弱，蠶食鄰近土司，使川西邊地不得安寧。到乾隆年間，這種態勢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兩金川土司勢力有了進一步的擴大。使川西嘉絨地區各土司的均勢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兩金川土司阻礙了藏族地區與中原地區正常的商貿往來，其勢力威脅到內地的安全和康藏的穩定，為了“永靖邊圉”，乾隆帝決定興師進剿，乃有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帝兩次用兵金川，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其原因除了天時、地勢和人員等方面的因素外，碉樓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兩次金川戰爭常常是圍繞着“攻碉”和“守碉”而進行的。
對於嘉絨藏區的碉樓建築，清人如是描述：“(四川)西北壘石為房，其高大僅堪棲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槍眼高至七、八層者，曰戰碉。各土司類然”。“碉樓如小城，下大巔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槍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金川碉樓與天接，鳥飛不上猿猴絕”……我們從史料中能體會到大、小金川地區，乃至嘉絨地區碉樓林立，易守難攻，相互溝通，彼此接應的特點，具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戰爭防禦優勢。“金川碉牆皆系斜眼，金川兵在碉內，由上望下，窺視我兵放槍，甚便而準，我兵在外放槍擊打，為上口裏層斜牆所擋，不能直透”。清軍在攻克康薩爾碉後，進碉內見“碉頂有石板遮蓋之地窖，……查看窖內西北，有地穴一道，穴頂用木板上託，旁用大木頂柱，頗為寬大，步行無煩傴僂。系潛與第二碉卡相通之路。……至第二、三賊碉，其外皆護以木城。而第二碉之外，又築有石卡接應。”
筆者在實際調查中，同樣可感受到碉樓建築設計的科學性。碉樓建築皆就地取材，以泥土和石塊建造而成，外形美觀，牆體堅實。碉樓大多與民居寨樓相依相連，也有單獨築立於平地、山谷之中的。其外形一般為錐形多稜柱體：有四角、五角、八角的，少數達十三角。其高度一般不低於十米，多在三十米左右，高者可達五六十米。石牆內側與地面垂直，外側由下而上向內稍傾斜。從用途上看，不同位置的碉樓，有不同的功用，大概分為家碉、寨碉、阻擊碉、烽火碉、風水碉、伏魔碉等。家碉是嘉絨藏區村寨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多修在房前屋後，並與住房緊密相連，一旦戰事爆發，即可發揮堡壘作用。寨碉通常是一寨之主的指揮碉，也常用做祭拜祖先。阻擊碉一般建在村寨的要隘處，起着“一碉當關，萬人莫開”的作用。烽火碉多在高處，可為村與村、寨與寨之間傳遞信號，同時也能用於作戰。風水碉多建在村寨的神山之中，用來求福保平安。伏魔碉是用來避邪祛祟的。從宏觀上看，一個村落即是一個完整的碉寨，構成一個完整的建築羣。它們以主碉為中心，呈扇形向左右分佈。低處的碉寨、碉卡，高處的碉樓、轉經樓，最後匯聚於主碉，形成以主碉為中心的扇形羣體建築。主碉通常背靠懸崖，面向大江，周圍羣碉猶如眾星拱月，甚為壯觀。在戰爭中，這些碉寨即是以守待攻的防禦體系。從微觀上看，村寨與村寨之間設有通道，通道在各家房下，四通八達，數米一掩體。轉彎處皆有屯兵之所，可藏兵數十人，通道沿線鑿有通氣孔、照明洞、箭眼以及防守口等。村寨中，碉房與碉房間也設有地下通道，頂部有外道，形成空中户户相通，地下家家相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格局。同時，沿着各家、各寨的通道，均挖有水道。水道通向每家每户，每家門口均開有一取水口，水道的其他地方全部封閉。這樣不僅有利於保護水質，更使來犯之敵取水困難。用於作戰的碉樓，一般都十分高大、堅固，每層四周都有內大外小的射擊孔，有專門儲存糧食、彈藥的地方。樓頂周圍建有掩體，並設有施放狼煙的地方和設施。牆體外面四周均嵌有石板，以便在危急時刻，從高處撤離到地面，進入地下通道。從碉樓在戰略防禦體系上的完善，就不難理解清軍面對猶如彈丸之地的大、小金川地區，為何要付出較大的代價，才取得了大、小金川戰爭的勝利。
在第一次金川戰爭中，隨着戰爭的步步深入，時任川陝總督的張廣泗所率清軍在大金川的戰碉面前束手無策。張廣泗意識到攻打碉卡之艱難，他向乾隆帝奏陳：“臣自入番境，經由各地，所見尺寸皆山，陡峻無比，隘口處所，則設有碉樓，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處，狀如浮圖，或八、九丈，十餘丈，甚至十五、六丈者。四周高下皆有小孔，以資瞭望，以施槍炮。險要尤甚之處，設碉倍加堅固，名曰戰碉。此凡屬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勢尤險，碉樓更多。至攻碉之法，或穴地道，以轟地雷;或挖牆孔，以施火炮;或圍水道，以坐困之。種種設法，本皆易於防範，可一用而不可再施。且上年進攻瞻對時，已盡為番夷所悉，逆酋皆早為預備，或於碉外掘壕，或於碉內積水，或護碉加築護牆。地勢本居至險，防禦又極周密。營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僅可禦敵，不足攻碉。據臣紀山制有九節劈山大炮二十餘位，每位重三百餘觔，馬騾不能馱載，僱覓長夫抬運，以之攻碉，若擊中碉牆腰腹，仍屹立不動，惟擊中碉頂，則可去石數塊，或竟有穿者，賊雖頗懷震懼，然卻甃補如故”。在張廣泗屢屢損兵折將的情況下，乾隆帝決定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果毅公訥親為經略，赴金川指揮戰事。訥親提出以碉攻碉之策，“臣思賊番因險據碉，故能以少御眾。今我兵既逼賊碉，自當令築碉，與之共險，兼示以築室反耕”，此策遭到了乾隆帝的否定。為了攻碉，乾隆帝決定演練雲梯兵，調滿洲及索倫兵替換綠營兵，請終南山道士用五雷法術擊碉“，命章嘉國師做法事詛咒。章嘉國師偕同助手做了幾天'色界威猛大朵瑪'法事”，“此後數年中，章嘉國師多次奉皇上聖旨拋擲食子(做法事)，幾乎未得閒暇”。這些插曲反映出清朝上下為克金川戰碉而無所不用其極。
正如大學士傅恆在上奏中對當地情形的分析：“我兵雖眾，槍炮所及，惟抵堅壁，於賊無傷。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我無障蔽，而賊有藏匿，且多掘土坑，急則開壕，人不能越。戰碉鋭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不逾數日而成，其餘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客主形殊，勞逸勢異。攻一碉難於克一城。”金川土司正是憑藉陡峭的地勢和堅固戰碉，據險扼守，負隅頑抗，多次擊退清軍的進攻。因此，傅恆提出改變進攻策略：“逾碉勿攻，繞出其前”，多路出擊，避實擊虛，使其失去屏障，方使戰勢出現轉機，但終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究其原因，正如乾隆帝給傅恆的降諭中講到：“是賊據地利，萬無可望成功之理。”乾隆十四年(1749年)，第一次金川戰爭以嶽鍾琪的成功勸降而告終。
在第二次金川戰爭中，激烈的戰事均發生在碉樓最為密集的地方，如勒烏圍、噶拉依等處。勒烏圍是大金川土司的主要官寨之一，前阻大金川河，後負高磡，地勢險要，牆垣堅固，官寨四周建有戰碉，有高達二十四層者，卡寨鱗櫛，聯絡接應，備禦甚嚴。要攻破勒烏圍，就必須先掃除其四周的碉寨，而這些碉寨常常是“小起石包，復有深溝橫截。賊於溝內向上放槍，迎擊不絕，我兵難以超越。”“而番人之碉卡，其料皆取於近地。集眾合作，不難終日而成。無論大炮轟擊，未能頃刻摧堅，即幸借大炮之力，攻破一碉，賊即乘其殘壘，退而復築。”最後，清軍採用“首戴柴捆，手推沙土囊，進薄磡邊，層疊壘砌，頃刻成木柵三重，俯擊磡下賊”的方法進攻。對於溝穴之地，則用炮轟擊“，賊眾之掘溝以抗者，轟擊立斃”。為了攻破大、小金川土司的堅固防線，乾隆帝派遣了他在第一次金川戰爭後建立的健鋭雲梯營前往金川參戰，以期收到奇效。同時選派測量技術精熟的西洋人傅作霖奔赴金川進行實地測量，設計火炮，製造出當時較為先進的火炮武器--沖天炮，助金川戰事。“但官寨高大堅厚，惟仗炮力逐漸轟摧，不能不稍延時日。自當以截斷後路為迅捷。今官兵所佔之地，已插在勒烏圍、轉經樓中間。其磡上往來之路已斷。但此下尚有路一條。在崖磡之下，河灘之上。而官兵欲斷此道，其前復有大碉寨一座，寨之左右又聯以羣寨。必須攻克此處，則其餘寨落既易掃淨。”為了攻破勒烏圍，清軍花費了九個月的時間，進行了十分艱難的戰鬥，才向前推進了二十里的路程。可見，碉樓堅固的防禦體系給清軍的進攻帶來了困難，於是，清廷改變了作戰方式。
在採取軍事打擊的同時，清軍對於在戰爭中投降的兩金川民眾實行懷柔安撫政策。對於各路投降的大小頭人，雖然他們曾經率眾舍死固守，但是很難分別出其所犯罪行的輕重，況且為數過多，又系投降乞命，不忍誅殺，便酌量分別安撫。鑑於金川與周邊各土司的微妙關係，阿桂特檄諭金川鄰近的各土司，告知他們一旦金川土司逃竄到各土司領地，尋求援助時，要“立即捉拿縛送……若敢容留隱匿，或縱其逃往他處，則本將軍等必帶徵剿儹拉、促浸得勝之各省步兵、三雜谷土兵直搗爾等之巢穴，令滿洲、索倫及青海額魯特等項馬兵，從西寧前進，會攻爾等。……逃到何處，即追至何處”。各土司紛紛表示：“無分晝夜送到將軍跟前去，別説男人，就是一個婦女逃來，也必拿了送去”。阿桂從金川周邊藏區的各土司入手，嚴防外部力量對金川的暗中支持，實行堅壁清野，孤立金川土司的勢力，更重要的是警告其他土司不要逆朝廷意願而行，否則金川土司下場即是其未來，致使“賊眾乘間出寨，掘草根食之，飢餓窘迫如此。”到乾隆四十(1775年)年七月，清軍兵分兩路，從河(大金川河)北、河南形成合圍之勢，四面合攻勒烏圍官寨，大金川土司的兵將開始尚進行一些抗拒，但當見清朝官兵從四面湧入，遂潰散而逃。清軍從投降的民眾口供中得知金川人“已餓死了一半，只是促浸(即大金川)有田地的人還略有些口糧，也將就吃不了一個月，就是土司的糧食也不夠兩月了”。如此看來，大金川土司在清軍四面圍攻，堅壁清野的戰術下，到了內憂外患，軍心渙散，走投無路的境地。清軍因此取得了第二次金川戰爭的勝利。
第二次金川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主要是由於清廷吸取了第一次金川戰爭的經驗教訓，採取了有別於上次戰爭的戰略、戰術。戰略上，清朝中央採取恩威兼施的政策，在武力威懾下實行懷柔，一方面盡力安撫來降的土民，以動搖軍心，瓦解力量;另一方面則利用強大的武力，鎮壓反抗的土司、頭人等。在戰術上，採用堅壁清野的政策，圍困抵抗清軍的金川土民，使其內部因糧草、彈藥、武器等的匱乏而出現人心渙散，喪失戰鬥力，即從內部消耗金川土司的力量。同時，調遣訓練有素，能征善戰的特種部隊--健鋭雲梯營，專門攻打碉樓，並以火炮為主戰武器，充分發揮火炮的威力，在火炮轟擊的掩護下，發揮健鋭雲梯營的特長，從四面多路圍攻，對金川土司施以打擊。在這樣的戰術下，儘管清軍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消耗了大量的銀兩，付出了一定的人員傷亡，但是最終攻破了高險堅固的碉樓，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