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將軍犧牲於湖北襄樊。5月28日，國民政府舉行隆重葬禮，蔣介石題寫了“勛烈常昭”，追授他為陸軍上將，使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陣營中戰死的最高將領。8月15日，延安舉行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題寫了“盡忠報國”，使之日後成為新中國“追認”的“革命烈士”。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抗日英雄，卻曾是國人眼中徹頭徹尾的“大漢奸”。“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前，日軍與國民革命軍曾達成在華北建立“非軍事緩衝區”的協議，國民黨政府在華北只留下一支軍隊，這就是宋哲元中將駐守京津的第29軍，而張自忠則是第29軍轄下的第38師師長。當時蔣介石給這支軍隊的任務是“忍辱負重”，不主動打仗，也不放棄陣地，與日軍作長期周旋。軍中幾乎所有將領對日軍都恨之入骨，不願意與日軍打交道，唯有張自忠儒雅周詳。他那偉岸的身軀和英俊的相貌，不僅深得國軍中官兵敬仰，就是日本人也很喜歡他。基於這種條件，張自忠先後被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長，艱難地維持着苦澀的和平。對外他不能得罪日本人，對內又不能丟中國人的臉，這就讓一些局外人對他產生了懷疑，這位曾在喜峯口戰役口親臨前線指揮，令大刀隊夜襲敵營的抗日英雄，這時卻成了“疑似漢奸”。
蘆溝橋事變後，第29軍奉命南撤，以期取得緊急北上的5個甲種師的增援。同時，為了疏散和安置沒能隨軍撤離的軍人家眷，免使京津蒙受重大損失，宋哲元任命張自忠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與日軍周旋、拖延時間。這一次，沉默寡言的張將軍落淚了，他對副軍長秦德純説：“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要成為漢奸了。”果然，此後的張自忠便成了眾矢之的，成了叛、大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1937年下半年的報紙無不在痛罵他“賣國變節”，一律稱他為“張逆自忠”。當張自忠完成黨國交給他的任務，轉道天津，逃離北平至濟南時，卻被韓復渠拘押，要將這個“十足”的漢奸送到南京候審。在火車上，張自忠又被打着白旗的學生包圍，最後躲在廁所裏才躲過這一劫。至此，張自忠已明白，要想改變公眾形像，只有“粉身碎骨，以事實曲直於天下”。
1938年，張自忠代理第59軍軍長，上任當天，他又一次落淚，對着同樣揹負着漢奸惡名的老部下説：“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在徐州會戰中，張自忠率部痛殲板垣師團兩個聯隊，取得“臨沂大捷”。在武漢會戰之後，他以一對十，擊斃日軍3名聯隊長，殲敵13000人，贏得“鄂北大捷”。不久，張自忠又率部猛衝猛打，取得“襄東大捷”。然而，張自忠的這些戰功，在一些人眼裏，只不過是為了彌補他過去當過漢奸的罪過。只有張自忠自己明白，他從未當過漢奸的事實，必須用自己的壯烈犧牲來證明。
1940年，日軍集中30萬兵力攻打襄樊，張自忠在襄河東岸打了勝仗，撤回西岸。此時，他的第33集團軍只有3個團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隊分散在幾個隘口，不能抽調。但張自忠卻要再渡襄河，去主動攻打日軍重兵。按説作為中將總司令的他，無論怎樣打，他都不應該親自率小股部隊出征，但他卻不顧部下的再三勸説，非要副總司令馮治安留守，自己率兩個團東渡襄河作戰。幾日激戰，張自忠率部重創日軍之後，日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飛機大炮的配合下包圍了張自忠。5月16日，張自忠左臂中彈，他堅持給第五戰區司令部寫下最後一份報告後，告訴副官：“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可告無愧。”此時，在日軍包圍圈的東北角尚有一個缺口可以突圍，但張自忠卻拒絕突圍，只是讓蘇聯顧問和一些文職官兵撤退，他似乎早已作好了戰死的準備。
下午3時，張將軍腰部中彈，右肩和右腿被炮彈炸傷，只能卧地指揮。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將軍又身中三槍，卻猛然站起，被身後的日本兵射殺，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去，用槍托擊碎了他的頭顱，把刺刀插進他的腹部……當日軍從他衣兜裏的金筆上發現“張自忠”三個字時，大為震驚，他們立即列隊脱帽，行軍禮致敬，最後又用棺木盛殮，豎起“支那大將張自忠”的靈牌。
張自忠死了，他死得很慘烈，並且這種慘烈的死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他似乎是刻意地去追求這種慘烈，來向同胞們證明：張自忠是清白的，他不是漢奸，他是為國家為民族而力主抗日的英雄……此後，媒體開始專心致志地描繪張自忠從小就立志成為民族英雄，民眾們也完全忘記了張自忠曾是他們唾棄的“漢奸”。這種因公眾的不理解而被逼以壯烈地死來證明自己清白的故事，至今似乎還在重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