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中，中美雙方不但在戰場上爭個你死我活，而且在經濟、外交等其它方面也展開了一系列激烈的鬥爭，其中，經濟領域算是一個要點。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3月3日，杜魯門批准了NSC34/2號文件，此文件基本精神是説國民黨政權馬上就要完蛋，美國的措施就是停止援助蔣政權，並與之拉開距離。不久又推出NSC41號文件，這兩份文件是在1949年年終前，一直是指導美國對華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從文件的內容上看，是有一定的現實成份和非敵視傾向的。比如它允許在“必不可少的安全體制下”，新中國可以與曰本和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還具體規定除直接軍品外，對蘇聯、東歐地區禁止出口的“非軍用物資”可以向中國出口;某些對美國安全“有重大關係”，而中國經濟又非需要不可的戰略物資，如某些重要工業、交通和通訊裝備，只要中國保證不向蘇聯及衞星國轉售，也可向中國出口。至於私商對華貿易及通常情況下的中國大宗非戰略商品貿易，文件規定，應“只受最低程度的管制”。
美國出台這對文件的意思就是覺得當時中國有鐵托主義的傾向，想要在中蘇之間打入楔子，促成中蘇分裂，同時在戰略上可造成中國對西方的依賴，還有一點，可以使曰本恢復經濟得到必不可少的糧食和工業原料來源及保證中國繼續供給美國原料，並不是對華友好。其實41號文件對華貿易方面也做了很多的限制，基本上還不能説是一個友好的政策。
當時新中國經濟十分落後，又處於經濟恢復時期，而NSC41文件對中國還是有一定的益處的。41號文件頒後的1949年7月-1950年6月，中日貿易額約達4000萬美元。中美貿易在1949年，美對華出口約為0.83億美元，進口額約為1.064億美元，總值近2億美元。因此，開國初期，美國依然是中國主要貿易伙伴。
需要指出的是1950年2月14日中蘇宣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後，該文件的精神也大體得到了維護。1950月3月24日，美國駐西德專員致電華盛頓方面，要求授權從德國向中國出口1.5萬噸鋼軌，並以英國準備向中國出口8.7萬噸鋼軌為由，催促有關方面迅速批准。在美國禁運單上，鋼軌被認為有軍事戰略意義，因而列為1B類產品。美國國防部尤其認為：中國從西方進口鋼軌修復鐵路線，對加強新中國在中國東北的地位有關鍵的戰略重要性，並可使新中國加強向南方擴張的能力，因而將其改列為1A類軍品，要求德國方面撤銷對華出口，並要求阻止英國方面向中國出口鋼軌。而國務院則認為，鋼軌出口對新中國軍事價值不大，堅決主張供貨，並表示如達不成協議，便交國家安全委員會解決。如再達不成，交總統最後裁決。
1950年上半年，中國與美、英、日、香港、馬來亞5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額即佔中國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其中美國對華貿易額與1949年同期相當，約佔中國外貿總額的四分之一。曰本對華貿易增長也很快，從1月到8月，中日貿易額已經達到總值約3500萬美元的高點。
但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立即了其對華貿易政策，決定擴大對華1B產品貿易出口的控制範圍，把對蘇聯、東歐國家施行的更嚴厲的貿易控制原則施於中國，尤其是擴大到石油和石油產品系列。6月29日，美國務院中國事務助理主任弗里曼通知英國駐美大使參選，稱美國已經通知美國在華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國運送石油產品，停止與中國洽談新的石油產品供貨合同，要求英國通知其在華公司，也採取類似行動。6月30日，國務院又下令停止簽發運往中國的1B類產品許可證。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華貿易制裁，美國還強迫英、法、比、荷、加、日、印尼、印度支那、新加坡、香港及南美各國也參加對華石油產品禁運。美國尤其對英國反覆施壓，迫其在7月16日同意參加對華石油及石油產品的禁運，把石油產品列入西方對社會主義各國實行貿易控制的“國際禁運單”。7月28日，美國在巴黎統籌委員會上，又強迫有關國家一致認可對中國施行6種石油產品的禁運政策。
這一行為給我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我國建國初期的石油產品進口量在1949年約為62.5萬噸，主要供貨依賴於英國殼牌石油公司、美資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等幾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其中殼牌公司的石油產品銷售額即佔中國進口總量的七分之一。由於中國當時基本上不生產石油，美國強制實行的對華石油產品禁運，無疑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朝鮮戰爭爆發後的頭幾個月，為適應戰爭需要，美國下令“暫時中斷”了對中國的石油產品輸出，並要求英法等國也同樣如此。但對華貿易基本政策並未因朝鮮戰爭爆發而完全放棄，美國與新中國的貿易仍在進行。其他西方國家的對華貿易不但繼續進行，而且在某些領域還有所擴大。到1950年11月，美中貿易額仍維持每月800萬美元的水平，其中我國進口100萬左右，出口美國700萬左右。而放眼整個西方世界，1950年中國從西方國家進口總額達4.8億美元。西方國家與中國貿易額約佔中國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二。仍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這是因為在朝鮮戰爭初期，我國沒有出兵，所以美國也沒有過分遏制中國。
但由於我國出兵朝鮮後，連續取得了重大勝利，大大刺激了美國推動其對華貿易制裁的力度。1950年11月17日，美國出台NSC91/1文件，提出要加緊控制對蘇聯，包括北朝鮮和中國在內的1A和1B產品出口控制。11月22日、24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總統分別批准了這份文件。這表明美國已經完全將中國放在了與蘇聯同一個位置，就是為，新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的敵人。
特別是12月初，隨着2次戰役的勝利，朝鮮戰場上美軍發生了大潰敗。這種情況下，美國製裁中國的決心更恨了。12月2日，美國商務部下令對中國實行貿易出口許可證制度，規定對運往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一切美國出口產品，不論是否列入絕對禁運單，都實行出口許可證制度，由美國外貿區前往中國的船運也適用這一規定。
這一規定標誌着美國對華全面經濟戰的起點。命令生效生，美國商務部沒有頒發任何對華商品出口許可證，美國對華出口貿易完全中斷。商務部法律顧問納珊·奧斯特羅夫揚言“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都不許運出去，紡織品和橡膠均將禁止。”12月7日，商務部頒令前往中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地區的過境運輸及貨物必須領取有效許可證。12月10日，商務部又下令，禁止美國飛機、船隻裝卸前往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物資，並針對中國，特別把香港、澳門也列入禁令適用地區。同時，為了防止中國通過第三國套購美國物資，12月16日，國務院下令控制所有中國在美資產及禁止所有在美國註冊的船隻前往中國港口。
到了1951年，美國又推動了全面經濟戰性質的第二步，即借聯合國的名義，把對華貿易控制、船運禁令和資產凍結措施和資產凍結措施，從美國本身推廣到整個西方世界。為此，1951年1月9日，國務院負責聯大事務的官員波普提出一份備忘錄，要求建立專門小組，具體研究如何通過聯合國制裁中國，並提出了12個具體問題。
1951年5月17日，聯大第一委員會以45票贊成、9票反對、9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了美國提案。5月18日，這一提案得到聯大批准。
在聯大作為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後，美國並不滿足，還想把對華經濟遏制政策推向第三步，即促使聯合國作出決議對中國進行海上封鎖和全面禁運。但由於遭到了英、法等西方盟友的堅決反對，而且這樣也對西方國家有消極影響，以及隨後開始了朝鮮停戰談判，美國政府才中途罷手，這一方案不得不胎死腹中。
美國不但自己大力推進對華經濟戰，還拉着那些盟友一起幹。其中曰本和英國是重中之重。
朝戰前中國一直是曰本的主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1950年1月-8月，中日進出口總額為3500萬美元，約佔同期曰本總額的3.3%，中國外貿總額的4.56%。但曰本從中國進口額約為其對中國出口額的4倍，超過曰本進口總額的5%，而且曰本進口品主要集中於少數幾大類產品，其中從中國進口的焦炭量佔曰本總進口量的25%，鐵礦石進口量佔6%。在禁運中日貿易的情況下，曰本雖可找到資源替代，但價格昂貴，必然引起曰本生產和生活費用的上漲，並使其產品推動國際競爭力，這顯然不利於美國要穩定曰本的政治目標。
英國方面，1950年，英國對華進出口總額約為1.4億英鎊，佔中國外貿總額的7.1%。英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出口額為0.88億美元，佔其當年出口額的1.5%。更重要的是，1950年，香港對大陸出口額約為2.58億美元，佔當年香港出口總值的39%。英國不但在香港有巨大的財政和商業利益，而且香港經濟繁榮，還關係到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和世界威望。此外，英國的立場還要受英聯邦成員國印度、巴基斯坦、馬來亞的影響。其中巴基斯坦1950年1月-6月對華出口佔其同期出口總值的12.9%;馬來亞1月-8月對華出口佔其同期出口總值的4.2%;印度1月-12月對華出口佔其同期出口總值的2.8%。還有，由於同為亞洲國家，它們在政治上還有不同程度的嶼新中國的傾向，這以印度最突出。無論曰本還是英國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國家，都不贊成對新中國奉行類似全面經濟戰的貿易禁運。
這一點可以從1951年2月21日英國駐美官員與美國有關官員的集體談判中得到體現。英國堅決反對對華全面禁運。理由是這一方案脱離現實，具體來説，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等必然反對;中國並不依賴海上進口;禁止船運對西方國家的損害恐怕會超過對中國的損害。關於海軍封鎖，英國更是反對，其理由一是不合法，二是亞洲國家反對，三是引起中國、蘇聯的對抗，擴大沖突。關於金融控制，英國也反對，認為如不能全面禁運，就不應實施金融控制。其他國家如法國、澳大利亞、印度的立場也大體如此。
萬不得以的情況下，美國只好放棄了全面禁運的主張，提出了有選擇的制裁方案，並在承認香港地位特殊的共識下，向英國作了某些具體讓步，這才爭取到了英國的支持。
再説一下曰本。前面講過，中國是曰本一個最大的原料基地，所以曰本經濟受中國影響非常大。在NSC41號文件和48/1號文件中，對曰本對華貿易施加的限制要比美中貿易的限制寬鬆的多。這也是曰本為何在1950年前8個月中日貿易總額在3500萬美元的基本原因。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駐日盟軍總部完全停止批准曰本對華出口1B類產品，僅允許已簽訂合同的1B類產品繼續出口。1950年12月6日，總部根據商務部禁令，又下令全面禁止曰本一切對華1B類產品出口，包括廢止已簽署但未執行的1B產品出口合同。1950年12月22日，美國國務院東北亞司建議由盟軍總部自行判斷曰本對華貿易問題。而總部在麥克阿瑟的主管下，報復性的迫使曰本奉行最嚴厲的貿易禁運政策。結果，兩國間的貿易額急劇下滑。1952年，中日間貿易額僅為1550萬美元，月均130萬美元，。其中曰本1952年對華全年出口僅50萬美元，月平均4萬美元，僅相當於1950年前8個月平均出口額的6%，基本處於斷流狀態。
這種禁運不但損害了中國經濟，也使曰本經濟受到損害。據經濟合作署NSC104號文件的報告估計，禁運使曰本每年承受1000萬美元的直接損失，而且還將影響曰本貿易格局。1951年6月27日，CIA局長的一份備忘錄中，就禁運對曰本經濟的影響作了更全面和系統的分析，在列舉了大量數據後，建議引導曰本尋找替代市場和原料產地，擺脱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性。
曰本方面對禁運給曰本造成的經濟損失特別憂慮。1951年1月，吉田茂與杜勒斯會晤，提出“貿易是貿易，戰爭是戰爭”希望美國不要關閉中日貿易的大門，杜避而不答，卻大談“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自由世界有必要作出犧牲”。迫使曰本繼續隨着美國的戰車前進。
為了促進曰本嚴格執行對華禁運，美國還是給了不少甜頭。一是為曰本提供大量的“特需”訂貨;二是向曰本提供特別援助;三是根據CIA的意見，鼓勵曰本積極開拓東南亞的市場。四是暗中許諾將給予曰本“寬大的和平”作為其參與遏制新中國的獎償。結果在朝鮮戰爭期間，曰本遵從美國的旨意，採取了較西歐國家更徹底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
做為回報，美國於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在沒有蘇聯參加，沒有中國與會的情況下，與曰本締結了和約。在和約簽訂前，美國多方工作，終於使菲律賓、澳、新等國放棄了戰爭賠償的要求，特別是對於法國，美國以同意印度支那三個法國傀儡政權參與媾和為條件，爭取了法國的支持。
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禁運政策，我國採取了堅決的反禁運。
在1950年12月美國對華全面禁運之後，中國政府針鋒相對的作出了迴應。12月28日，周恩來總理髮布了《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和凍結在華存款命令》，宣佈：鑑於美國政府對中國日益加劇的侵略和敵視行動，為防止其在中國境內從事經濟破壞和危害中國人民的利益起見，特採取如下措施：
總之，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
根據這一命令，全國立即統一行動，對美國在華企業進行清理管制，並凍結了美國在華的公私存款。1951年1月底，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昌、長沙、杭州、福州、重慶、昆明、青島等大中城市的人民政策和軍管會，分別對在各市的美國德士古、美孚石油公司，以及其他電力、電話、影業、銀行等公司企業實行了管制。7月中，上海徵用了在滬的美孚、德士古、美中三家美國石油公司隊辦公處以外的全部財產和油料。1952年底，中國對美國在華企業分別以徵用、徵購、代管、管制等不同的方式基本清理完畢。對英國、法國等在華企業也進行了相應的清理。
1951年1月14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簽署發佈了《關於美國企業及個人存款申請動支的規定》，要求美僑個人存款不超過人民幣3000萬元(舊幣值)、企業存款不超過人民幣5億元者，動支不予限制;個人超過者每月得動支1000萬元，企業超過者按當地管制機關核准。
在經濟領域同美國展開鬥爭的同時，在文化領域也展開了鬥爭，1950年12月29日，中央政策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處理授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將這些團體逐步的收為國家管理。當時在中國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機關及宗教團體，約佔中國接受外國津貼機關總數的一半。其中20餘所教會高等學校中接受美國津貼的為17所，300餘所教會中等學校中接受美國津貼的近200餘所，孤兒院、麻風病院、聾啞學校，盲校等約270所;美國在中國直接辦理的基督教西差會佔在華西差會113箇中的58個，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會15個。從1951年1月至4月，教育部、衞生部、文化教育委員會先後制定各種辦法和規定，將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婦嬰醫學、天津婦嬰醫院等接受美國津貼的所有學校和醫院，改為由政府接辦、與政府合辦。
為打破西方國家對華的封鎖、禁運，我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就是發展對蘇東的貿易。在聯合國通過了全面對華禁運的決議後，中蘇經過談判，決定了1951-1954年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60個步兵師的武器裝備的協議。此外，根據戰爭需要，蘇聯還向中國提供了飛機、坦克、高炮和汽車等裝備和器材。1953年5月，中蘇兩國簽訂了蘇聯援助中國發展的協議書，向中國提供91個大型工程項目。至此，僅在抗美援朝期間，蘇聯即向中國提供了141個大型工程項目。作為回報，中國向蘇聯提供了農產品和橡膠等原料。1950年中蘇貿易額約佔中國外貿的30%，1953年則為56.3%。
其他的東歐國家中，東德和捷克分別成為中國的第二、第三大貿易伙伴。特別是波蘭，還同中國建立了中波合營輪船公司，中國或中國委託他國從西方進口的禁運物資，大部中該公司運輸的，對打破美國對華禁運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額逐年增加，1950年佔中國外貿的32.4%，1951年上升為52.9%，1952年為72%，1953年為76%。
此外，我國對錫蘭，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也建立了貿易關係。
錫蘭是以種植園經濟為主的國家，主要出口橡膠、茶葉、椰子，進口大米和日用消費品。50年代初錫蘭水稻歉收，糧荒嚴重。錫蘭政府一再要求美國給錫蘭的橡膠出口以合理價格，並以低於市場價從美國進口大米，均遭美國拒絕。所以，錫蘭轉而向中國要求進口大米，馬上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1952年10月，中錫兩國政府簽訂了大米和橡膠5年貿易協定，規定中國每年出口錫蘭20萬噸大米，錫蘭每年向中國出口5萬噸橡膠，佔錫蘭出口橡膠的一半。這是中國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簽訂的第一個貿易協定。更重要的是，我國有一個穩定的橡膠原料供應基地，而橡膠在軍事上的意義，我也不多説了。美國這下當然不幹了，要求錫蘭停止出口，但被錫蘭拒絕。
芬蘭於1950年10月即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第一個與中國那建交的西方國家。芬蘭沒有參與對華禁運――也難怪，“芬蘭化”的芬蘭嘛。中國則積極與芬蘭發展貿易關係。1952年9月，中、蘇、芬在莫斯科簽訂了總額為3400萬盧布的三角貿易協定。1953年中國和芬蘭又簽訂了5000萬盧布的貿易協定。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貿易協定。也就是説，西方世界終於被打開一個窗口了。
1952年4月，中國派代表團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一屆國際經濟會議。在會上，中國代表團分別與英、荷、法、瑞士、意大利、比利時、芬蘭、錫蘭、印尼、巴基斯坦等10個國家簽訂了總額為2.23億美元的貿易協定。
這一年中國還與曰本簽訂了民間貿易協定，其中中日民間貿易額雙方各為3000萬英鎊。
美國對外援助事務管理署署長在致國會的報告中也承認，1951年5月18日的聯大關於對中國的禁運，並未能阻止“自由世界”同中國的貿易往來。他在報告中説，西方世界對華共產黨中國的輸送的物資，1951年為4.33億美元，1952年為2.57億美元，1953年為2.7億美元，而中國的出口也從1952年的3.65億美元增加到了1953年的4.25億美元。
到了1953年的春天，由於戰爭的烈度開始降低，停戰談判也拖延日久;也由於新中國推行拓展與西方國家的積極政策，西方國家與新中國貿易又呈上升勢頭。上半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其中英國由1952年的4500萬英鎊增至6100萬;西德由280萬美元增至2500萬美元;法國由330萬美元增至1240萬美元;曰本由50萬美元增至450萬美元。
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繼續對其盟友施壓，1953年7月29日，在停戰後的第3天，杜勒斯就同時致電26個美國駐外使團，要求各個盟國繼續維護對華的貿易禁運，1953年12月初，美、英、法在百慕大開會，主題之一就是協調朝鮮停戰後三國的對華政策。美國杜勒斯公開宣稱要“繼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向中國施加壓力”並幾次駁回了曰本關於將中日貿易控制放寬至歐洲各國與中國貿易同行程度的要求。為保證禁運效果，甚至要求台灣的國民黨方面扣押前往中國的蘇聯、東歐國家商船。
在這種情況下，英、法、日等西方國家被迫屈從於美國的無理要求，開始又一輪的對華禁運高峯。據美方統計，1953年7月-12月，西方國家對華出口額約為1.1億美元，較之同年上半年減少約5000萬美元。暫時遏制住了西方世界的對華貿易。
但這已經是最後的瘋狂了，封鎖、禁運本身就是一項損人不利已的舉動。西歐諸國在這方面不可能長時間的按美國的指揮棒動，何況金錢的誘惑力是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無法的阻擋的。何況仔細較起真來，美國自己也沒有做到完全的對華禁運，比如“豬鬃大王”古耕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豬鬃是制刷的一種原料，也是美國禁運的戰略物資，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大量需要這種原料。而中國是生產豬鬃最多的國家。我國政府就利用愛國商人，“豬鬃大王”古耕虞同美國做生意。古先生是重慶生人，也是長期壟斷我國豬鬃產業的巨頭。新中國成立後，他將國內的全部產業交給國家，並受政府委託，全權負責中國豬鬃出口生意，他利用台灣和美國的護照，在香港美國註冊了公司，祕密同美國做生意。當1950年12月，美國宣佈對華全面禁運、對中國在美國財產實施管制時，古先生在美國銀行的700萬美元也被凍結。1951年，古憑着智慧和膽量，在美國與美國政府鬥法，迫使美國宣佈解凍他的700萬美金，而且也使美國當局同意他運輸貨物到中國大陸交換豬鬃。
至50年代中後期，英、法、日、荷、意先後放棄對華的禁運，恢復了同中國正常的貿易關係。從60年代末起，美國也不得不放寬對華禁運，1971年美國宣佈結束了對中國長達20年的禁運，1972年美國同中國恢復了正常的貿易關係。但到了1989年……
從總體來看，朝鮮戰爭期間的對華經濟戰是一個反覆的過程，最嚴厲的情況應該是在1952年，到了1953年有所緩和，後來雖然由於美國的堅持又有一段時間的下降，但隨着戰爭的結束，貿易又開始了增加。
而這種禁運對中國的影響是有的，他迫使我國進一步的倒向蘇聯。從而抵消了禁運給我國帶來的種種困難，我國在1953年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佔國家外貿的76%，而且也從蘇聯得到了大批的軍事物質和技術支持，這對於當時裝備落後的我軍來説是非常寶貴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美國大力禁運，但我國除了通過官方渠道突破外，民間也出了大力，比如最近逝世的霍英東先生，他當年就是冒着危險為我國偷運了大量的物資，也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從此中央對其另眼相看，他改革後在大陸的生意順風順水，與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而其原因，可以從5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得到答案。
今天我國回首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除了那些在異國土地上浴血奮戰的士兵外，請也不要忘記那些在經濟戰線上為我國打破敵人封鎖做出貢獻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