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戰的最高形式是貨幣戰。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商品經濟。貨幣作為等價物出現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開始於市場爭奪，傾銷、市場分割、原料爭奪、投資鬥爭，最後發展到貨幣鬥爭。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不僅運用軍事手段，還利用“貨幣戰”以達到其“以戰養戰”的目的。與國民黨正面戰場類似，國民黨政府在與日寇“貨幣戰”也是一潰千里，最後偏居一隅。與之相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不僅在軍事上成功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將日寇圍困在據點、大城市及鐵路沿線;而且運用貨幣戰，成功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的企圖。不僅是晉察冀邊區，連日戰區邊緣的老百姓也使用邊幣，甚至據點的“太君”也在用。“土八路”是如何做到的呢？且聽我給您慢慢道來。
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在阜平召開。大會選舉宋邵文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兼財政處長——這位未來晉察冀土八路貨幣戰的操盤手，登場了。文章開頭那段話就是宋邵文先生的講話記錄。會議期間，聶榮臻同呂正操談籌建晉察冀邊區銀行問題。聶榮臻對呂正操説：“建立邊區銀行，不用國民黨的票子，抵制敵佔區發行的偽鈔，但是目前沒有基金。”呂正操説“我們從安國商會搞到的三萬塊錢還沒動，可用作基金。”並商定回冀中後即着手籌辦晉察冀邊區銀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團軍需官關學文任銀行行長，從安國縣籌措印刷鈔票的設備和技術力量，着手發行邊幣。比利時籍神父雷鳴遠曾大力幫助購置印刷機械。
聶榮臻的話揭示了兩個問題：一、邊幣(晉察冀銀行發行的紙幣的簡稱)的發行，剛開始是與法幣聯繫的。作為法幣的輔幣，邊幣將自身的價值依附於法幣，並通過法幣來體現並維持其信用的。土八路既沒有金銀這種貴金屬，又沒有有價證券，還沒有物資作為貨幣發行的兑現手段，只能和法幣聯手做朋友。1938年的法幣還是良幣。二、邊幣的未來，是逐漸擺脱法幣，走向獨立自主發行的道路。
宋邵文先生在邊區銀行成立前，為了籌措抗日經費，將日寇準備廢止的察哈爾鈔票(簡稱察鈔)蓋戳發行，以田賦作擔保。日寇見機，馬上宣佈不廢除察鈔，結果邊區湧進大量察鈔。敵佔區商人也帶進大量察鈔，購買邊區貨物。邊區因此陷入被動，也給邊區人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困難。邊區銀行成立後，花費了十幾萬邊幣，將流通在老百姓手中的察鈔收回。雖然首戰失利，但這積累了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而且初步樹立了邊區政府負責的形象。邊幣真正建立起在老百姓心中的信心，還是在1938年的反九路圍攻後。畢竟，老百姓會想：雖然你給俺們減租減息，還規定無主地耕種保留五年的耕種權，但你們這羣穿破鞋、破衣服、拿破槍的土八路萬一被鬼子打跑了，這些還不得拿走？而軍事上的勝利，是建立對邊幣信心的保障。
1938年8月17日，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致電聶榮臻、彭真，並告朱德、彭德懷，提出邊區貨幣政策的原則，“一、邊區應有比較穩定的貨幣，以備同日寇作持久的鬥爭。二、邊區的紙幣數目，不應超過邊區市場上的需要數量。這裏應該估計到邊區之擴大和縮小之可能。三、邊區的紙幣應該有準備金：第一貨物，特別是工業品;第二偽幣;第三法幣。四、日寇佔領城市及鐵路線，我據有農村。邊區工業品之來源是日寇佔領地，邊區農業產品之出賣地，亦在日寇佔領區域。因此邊區應該有適當的對外貿易政策，以作貨幣政策之後盾。五、邊區軍費浩大，財政貨幣政策應着眼於將來軍費之來源。六、在抗戰最後勝利之前，法幣一定繼續跌價，法幣有逐漸在華北滅跡之可能，雜幣會更跌落，偽幣亦會有一定程度的跌落，邊區紙幣如數量過多，亦會跌落。問題中心在於邊區紙幣應維持不低於偽幣之比價。”這份1938年的電報對邊幣發行的準備金問題、未來之作用、發行的數量，乃至偽幣、法幣的前途做出了準確的預斷。
邊幣發行之初是和法幣攜手做朋友的，對於法幣是無限量兑換——即，為了保證邊幣信譽，只要老百姓需要，就可以用邊幣兑換法幣。而這就需要有大量的法幣作為基金支撐，顯然邊區不具備這個條件。這就要求邊幣必須獨佔邊區。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發行邊幣，就不會有後來的貨幣戰——不然，邊幣早晚會被法幣這個豬隊友拖垮。邊幣開始發行時，經濟上需要聯合法幣，所以用法幣標價邊幣，邊幣與法幣按1：1投放。邊區的印刷能力有限，不能印製足量的邊幣。同時，考慮到要維持與國民黨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邊幣也必須與法幣聯手打擊偽幣。
抗戰開始後，日本的軍費急速增加。為了彌補戰爭經費，日本動用黃金儲備，從美英購買戰備物資。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噸黃金儲備只剩下25噸(數據來自《中國事變陸軍作戰》，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122頁)。敵偽用聯銀幣套取法幣，再去英美銀行購買物資。在這種情況下，邊區政府於1938年斷然決定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雖然允許私人保存法幣，但如欲在邊區消費，必須在交易前到交易機關兑換邊幣;如需要到敵佔區消費，也可以在邊區兑換法幣。嚴禁奸商私自帶出，禁止金銀流出根據地支敵。邊區政府只花了十個月，就停用了法幣。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於1941年2月規定，法幣只兑出不兑入。法幣隨即跌價，每元法幣只兑換7角邊幣，邊幣成為獨立自主的貨幣。邊幣嚴格地按照邊區人口數量、消費能力發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資作為發行的保證。1940年9月彭德懷在北方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再次指出：“一般在根據地流通的貨幣數目，不得超過全人口每人三元。”
毛澤東指出：“戰爭不僅是軍事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貨幣戰只是經濟戰的最高表現形式，貨幣戰需要其他經濟戰的兵力做他的後盾，如果貨幣戰沒有其他經濟戰的兵力為其後盾，那麼，貨幣戰就等於被解除了武裝，因為貨幣本身是不會作戰的。”宋邵文的話揭示了一個真理：沒有農業、工業作為基礎，貨幣戰是無源之水;沒有貿易作為手段貨幣戰無從開展。接下來，我們看看“土八路”當時發展農業、工業的努力。
晉察冀邊區的農、工、商業發展
晉察冀邊區的農業生產，是從“減租減息”開始的。1938年2月9日，邊區政府出台《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激發了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熱情。徵收累進税，既公平了税源，也減輕了農民負擔。1938年2月21日，邊區政府出台《晉察冀邊區墾荒單行條例》，鼓勵農民墾荒從法律上保證墾荒者“無租墾種”的土地所有權。隨後的1939年，又頒佈了《禁山辦法》，規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區村公所按輕重緩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經過八年的努力，1945年時，邊區僅新成水田和受益田就達213.7萬畝，估計年增產糧食達百萬石以上。此外，還有鼓勵良種的種植，請經驗豐富的老農民講課，積極加強對農業的貸款等等。晉察冀邊區銀行農貸佔放款總額的34.9%。既然手裏有了糧食，“土八路”就可以進行貨幣戰中的“糧食戰”了。
“土八路”所到之處，多為農村，沒什麼工業。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後，“土八路”開始着手發展簡單的工業。首先是軍事工業，畢竟在戰爭環境下第一要務是打擊敵人，保證絕大多數人能活下去。邊區工業基礎薄弱，但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是別處無法比擬的——那就是靠近教育發達地區。不幸被日寇俘虜，並最終壯烈殉國的門本忠，是爆破隊研究室的主要負責人，原為清華大學的技術員;胡達佛曾留法學機工;張方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韋彬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任一宇曾在北京大學工學院學習電力;還有很多從天津、河北省立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學生，自願到邊區從事軍工生產。除了從事軍工生產，他們還積極研發民用產品，替代日偽產品。有了人，才有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創造任何奇蹟。邊區於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先後頒佈《獎勵生產技術條例》、《關於獎勵技術發明的指示信》和《優待生產技術人員暫行辦法》，從制度上對生產技術人員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顧，對他們所做的各種技術的發明、創造獎勵。對發明創造了邊區不能生產而需要從敵佔區進口的商品，邊區還會給予貸款支持。
根據1945年2月的統計數據，邊區所需軍工材料，除常用的水銀、肥田粉、衞生球、鹼面等還需從敵佔區購買外，其餘如火硝、硫磺、生鐵、黃臘、棉花、鐵軌、大銅元、制錢、碎銅、錫、鉛、銀、碳、石炭和動、植物油均可自給。自給價值和邊幣達162751130元。
1938年4月21日，邊區開設了第一個公司裕民公司。但它失敗了。原因有很多，包括“土八路”缺乏商業經驗、財務制度不健全等，但最關鍵的，是犯了“與民爭利”這個錯誤。1938年秋季，反掃蕩結束，裕民公司關門。從1939年4月起，各縣普遍成立貿易局，但由於管理不好，於是又成立邊區貿易管理局。貿易管理局的任務包括：加強貿易機關、統制對外貿易，活躍內部貿易，辦理商人登記與商業登記等等。為了加強貿易機關，邊區政府規定：未建立貿易局之專區，應建立貿易局;同時鼓勵私人向專區、縣貿易局投資等;貿易局與税務局分離不易於出入口管理，故於1941年4月1日將税務局與貿易局合併;為了與游擊區、敵佔區進行商業往來，1941年8月各專區貿易局全部改成公營商店。1941年1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會議上作《關於財產生產等問題的結論》的報告，特別指出：“對外貿易要統制，但是應由政府限制必須品出口，鼓勵必需品入口，限制非必需品入口……境內貿易應完全自由，允許自由競爭。”為了彌補財政困難，邊區政府歡迎私人向公營商店投資。公營商店的主要任務則包括：對外辦理出入口和對內調劑市場，平抑物價;經營的貨物種類主要是糧食、棉布、食鹽、火柴與軍需品，及其他人民所必須的，或出口所必須的商品，原則上不進行零售;在秋季糧食豐收收購，以免穀賤傷農;在春荒的時候賣儲備糧，平抑糧價，既調劑了商品，還穩定了物價。邊區的貿易原則為：對外管制，對內自由。糧食、棉花絕對禁止出口，包括能做枕木的木材;而奢侈品嚴禁入口，比如雪花膏、洋布、鋼筆等等。限於篇幅，不在這裏展開。
邊區政府還鼓勵農民組織合作社，其中包括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等。對於合作社邊區政委程子華説：“用合作社的活動來教育農民，使他們瞭解進行合作經濟事業，比分散的個體經濟有利。用羣眾經濟上的利益，達到政治上鞏固羣眾組織的任務。”沒有組織，再多的人也只是烏合之眾。只有組織起來，羣眾才能成為抗日的銅牆鐵壁。合作社在對敵貨幣戰中發揮了不可小窺的作用。有了自給自足的工農業、健全的貿易機關、正確的經濟思想、自主發行的貨幣和組織起來的人民，貨幣戰的大幕徐徐拉開。
貨幣戰之一：匯率戰
偽幣進攻邊區手段之一，就是人為地提高偽幣價值，貶低原有貨幣價值，低價收購邊區物資。他們派大量見利忘義的貨幣販子，晉察冀邊區俗稱“牙客”，不停地買賣邊幣和偽幣，打擊邊幣幣值。為此，邊區必須清除雜鈔。當時，邊區金融市場充斥着各省發行的雜鈔、偽河北幣、偽聯銀幣，甚至還有私人銀行發行的貨幣。這其中，邊幣驅除偽河北幣的過程，不禁讓後人拍案叫絕！
1938年3月，偽政府宣佈河北幣貶值，並限期在本年作廢。日偽妄圖通過此舉貶低河北幣，將平津、石家莊等大城市流通的河北幣擠到邊區，從而沖垮邊區金融，廉價掠奪物資。邊區政府提前就得到了消息——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邊區所屬的各有關專區，分別負責指派專人收集北平、天津、石家莊、太原、張家口等大中城市的經濟情報。情報報送後，由各行署以簡報形式，每週向邊區行政委員會報告一次。根據物價情報，邊區政府會做物價變動原因分析，內容包括貨幣比值的變化;小米價格、布棉價格和食鹽價格的波動等。
邊區政府內部有用舊河北幣打擊新河北幣的意見。宋邵文先生估計，舊河北幣最少發行了幾千萬，邊區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維持舊河北幣。最後，邊區決定採取“階梯匯率戰”，打擊河北幣，將新舊河北幣一律打出去。首先，邊區政府發佈通告《關於打擊平津各雜鈔出境規定》，“對羣眾加緊宣傳鼓動、使民眾儘量持向敵區購買貨物、務期全部推到敵區，以免損失。”邊幣跟着河北幣一塊貶值——而且是維持在比河北幣多貶值兩角的速度，一道貶值。同時，邊區充分利用地理面積大、農產品豐富這個優勢，在靠近敵佔區的貿易局按一比一的比例兑換河北幣和邊幣。因此，離敵佔區越遠，河北幣貶值越多。商人到邊區販賣貨物，必須將自己手中的偽幣、河北幣換成邊幣。由於邊區太大，所以各地物產不一，越靠近敵佔區的地方，物價也越比邊區腹地價格高。反之，越到邊區腹地，河北幣的比值也越低。這就形成一個極大的“炒匯”利潤空間了。商人除了從邊區販賣農產品以賺取價格差外，也同時把邊區流通的河北幣帶到敵佔區。當邊區政府把河北幣貶到五角的時候，河北幣已經在邊區絕跡了，全部湧入到敵佔區。整個河北幣匯率戰，共掃除了兩千餘萬的河北幣，從數字上的統計來看，“土八路”的損失總值達四百餘萬。但從實際情況來考量，並沒有這麼多。而且，“土共”還發動羣眾、商人帶回了一大批物資。
此役使得河北幣充斥敵佔區大城市，導致日寇不得不繼續使用河北幣，偽聯銀幣的發行也不得不減少。為了保證敵佔區的穩定，日寇也不得不限制通貨膨脹。日本華北駐屯軍1940年工作目標就是“金融對華對策。各兵團應努力防止通貨膨脹……外間謠傳聯銀券即將貶值，應嚴正表明既定方針，肅清謠言。”
貨幣戰之二：匯票戰、假幣戰、傾銷戰
毛澤東説：“沒有國民黨正面戰場，就沒有共產黨的敵後游擊戰。”武漢會戰前，日寇主要用軍事力量迫使國民黨投降。武漢會戰後，日寇改變方針，對國民黨正面戰場以“軍事進攻為輔，政治進攻為主”。因此，日寇將主要精力轉向敵後戰場，以貨幣戰為手段，一方面繼續盜取法幣換取外匯，以補充軍用物資;另一方面則主要打擊根據地的金融，用軍事和貨幣戰掠奪物資，以支持侵略戰爭。邊區面積不斷縮小，手中掌握的物資也大幅減少，導致邊幣對偽幣幣值下降——從1938年到1940年夏，原先是偽幣對邊幣“貼水”，現在變成邊幣對偽幣“貼水”。(“貼水”即英文的“discount”。“貼水”有兩種意思：①中國舊時銀錢業用語。不同資金間的調換，或兩地間匯兑因幣值不同，或供求關係不同而在比價上的折減。如1931年前後，由上海(申)向重慶(渝)匯出匯款，遠遠小於由重慶匯入數量，供過於求。因此，當時在上海購買渝票1000元，只須付申洋六七百元，貼水達三四成。②在外匯市場上遠期匯率低於即期匯率的差額，亦稱貼水。採用間接標價法時，應在即期匯率數字上加上貼水，得出遠期匯率的實際價格;而採用直接標價法時，則從即期匯率數字上減去此貼水數字，得出遠期匯率的實際價格。陝甘寧邊區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行“邊幣”，針對國統區發行的法幣，進行全方位貨幣金融政策的鬥智鬥勇，值得大書特書。有意思的是，當年的法幣，就如同今天的美元等，也被稱為“外匯”，因此也涉及到“匯率”及如何控制“匯率”的問題。)
日寇盜取邊區物資的手段之二，就是以發行匯票和大量印製假幣的方式，向我邊區套取物資，企圖扼殺解放區金融。邊區的經濟相對於日寇，屬於弱勢，物價也比敵佔區低。敵佔區商人到邊區買貨，只要帶少量匯票就足以應對交易。而且匯票只能到偽銀行兑現。不過，日寇把“土八路”想得太簡單。天津、北京等城市都有地下黨，所以無論你有多少匯票，都能給你兑出錢。
邊區老百姓文化程度比較低，區分假幣存在困難。但日寇忘了，“土八路”極為重視教育。邊區成立不久，就出台教育法規定，“凡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都必須接受教育”。以平西為例：邊區政府成立之前，此地沒有一所學校。到了1940年，這裏已經有了高級國小五所，初小235所，攻擊學生10000人以上。此外，還有掃盲班249處，婦女識字班200餘處，中學2處“土共”通過教育和發動羣眾，提高了他們辨別假幣的能力;對於持有假邊幣的老百姓，會在進行教育後給予沒收處罰;對於故意偽造邊幣者，則嚴厲處罰。同時，“土八路”還在在邊區銀行和各公營公司、集市、學校教育羣眾辨識真假票洋。比如，他們發動國小生，告訴其家長偽幣跟冥幣一樣，沒有任何擔保，就是畫了人頭的紙，從而擴大邊幣流通範圍，教育羣眾拒絕偽幣、辨別假幣。對於繳獲的偽幣，宋邵文説：“燒掉是一種極笨的辦法，我們要用他們的錘頭砸他的眼！”
對於日偽的傾銷，邊區則加強緝拿。邊區規定，雪花膏、洋煙和迷信用品不準進口，鋼筆要收取20%關税。都是倆肩膀扛一個腦袋，誰也不比誰傻，日寇知道“土八路”愛學習，就故意弄一批鋼筆。不過由於邊區工業的發展，到了1943年，邊區出入口條例則規定：“鋼筆尖、筆囊免税進口”，因為這兩種東西土八路生產不了。前文已經説了邊區在1945年的工業生產能力，下文還將提到邊區工業品生產對於貨幣戰的作用。這裏就不再展開。
貨幣戰之三：花椒戰
日本華北駐屯軍1940年的工作目標在於“對匪區經濟謀略工作，敵人比我方活躍……首先要杜絕一切物資資敵，同時要設法吸收潛存於敵區的我方必需物資。”所以日寇扼殺邊區的手段之三，就是用偽幣強行購買物資，同時以軍事手段配合控制市場。
我方的對策就是努力擴大出口，提高出口商品價格。1941年3月，冀中行署召開首次貿易工作會議，確定了“對內貿易，擴大平原和山區交換;對外貿易，爭取大量出口(指與敵戰區貿易)出超。”宋邵文先生經常表揚平山縣貿易局出口價格高，貨幣戰政策執行得好。那麼，平山縣有什麼訣竅呢，竟讓北大畢業的晉察冀“土八路”貨幣戰操盤手如此褒獎？
1938年初，平山縣農會響應邊區政府號召，組織農民合作社，成為邊區成立最早的合作社。剛開始入股的人不多，僅湊了100多元股金，但只用了15天，趕了三個集，“就把附近糧價每鬥相差八九角和一塊多的情形，給消減下去了。”農民得到了平價購糧的好處，便紛紛加入合作社。到1939年，平山已經有各類合作社588個，社員33792人，股金達45053元。平山縣是山區，出產的糧食少，但盛產花椒、核桃、旱煙等。有了組織以後，農民就以花椒作為武器，進行貨幣戰。
平山縣盛產花椒、核桃等山貨，靠近石家莊，每年花椒產量合邊幣八十萬元。最大的市場是石家莊，北京、天津商人再從石家莊商人手裏販運。1939年花椒上市，石家莊商人故意壓低價格，迫使平山農民低價出賣，同時吸引北京、天津商人到石家莊，企圖以量大壓低花椒價格迫使農民就範。不過，成立合作社以前，此招能奏效，因為個體對大資本沒有議價能力，可是今時不同往日！首先，平山縣貿易局禁止花椒賤賣，還給農民貸款，以解決農民吃飯問題。這可耗死了那羣奸商——北京、天津商人到了石家莊，呆了半個月，花椒粒都沒看到。正準備打退堂鼓的時候，故事卻開始了。邊區貿易局把商人請回平山，結果平山的山貨直接對接北京、天津商人。而且這些北京、天津商人捎帶腳販運山貨的同時，還把邊區急需的藥品、印邊幣的特種紙張、乾電池等偷運至邊區。1941年8月，在邊區第二次經濟會議上，實業處處長張蘇作了題為《邊區經濟發展的現狀與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報告特別強調要“徹底執行內部貿易自由政策”，“團結商人，教育商人，組織商人，加強商人統一戰線”。平山是邊區和北京、天津地下黨聯絡的通道。邊區能通過地下黨搞西藥，或者從工廠偷運鋼材進邊區，都是通過團結愛國商人做的。提高了花椒等山貨價格，邊區就有更多的“外匯”購買必需品。邊區還對運來急缺物資的商人酌情少收邊幣、多收偽幣;規定凡是販賣邊區糧食、土布的商人，購貨必須搭配一定數量的邊幣;對用邊幣購買糧食的商人，則每鬥便宜十元。
太平洋戰爭初期，日寇從東南亞掠奪的物資到1943年時已大多消耗殆盡。敵工部曾告：“下社兩個日軍，為了搶老太婆的窩頭和大豆，動起手來。一被日軍抓到據點幹活的民夫説，日軍的鞋破了將其新鞋搶去。另一民夫的棉襖也被搶去。一日三餐，只有少量大米和高粱米的雜飯，一頓只能吃一碗。菜，老兵四人一小碟，新兵六人一碟，搶來的南瓜、土豆。沒有洋煙抽，靠搶民夫的旱煙解饞。”1943年，日寇先後兩次修改貿易條例，放寬對邊區的出口，以緩解物資緊缺。
石家莊日偽辦的洪興公司，特意通過關係找平西的裕華總店買麻(淶源、雁北年產麻六百萬斤，為了加強出口公營公司組織，向平西調運)。為了提高出口利潤，宋邵文規定：“出超的地方，對於偽幣只打不收。”邊幣匯率提高多少，就等於出口商品價格升高多少。在1943年邊區普遍5邊幣兑換1偽幣的時候，平山縣已經是3.8邊幣兑換1偽幣。除了公營公司積極打擊偽幣幣值，還團結“牙客”聯手打擊。當時，宋邵文先生規定，邊區任何商品都必須以邊幣計價，包括情報單位對敵佔區物價調查也是以邊幣計算的。從“以我為主”的原則出發，“土八路”和洪興公司的貿易品種也是自己定的，比如以麻交換肥田粉(43年之前嚴禁進入邊區硫酸銨)，因為“土八路”軍工要用它做TNT。再比如，“土八路”還通過與偽軍的統戰關係，用錢收買偽軍的彈藥。等洪興公司運肥田粉的汽車到了，邊區政府命令民兵不許開槍、不許埋地雷。等洪興公司下次再來，就把雁北生產的“三環牌”土布、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陽“安菊”毛褲買走不少。尤其是三環布價格相當於日貨的三分之一，質量還好，在抗戰結束前已經暢銷晉東北、北京、天津等地。由於棉花禁止出口，導致日偽工廠缺乏原材料，從而生產量不足。這些手工製品由農民組建的合作社生產，由公營公司定標準統一收購，用的機器是1940年邊區工廠製造研發的四四棉紡機。正因為農民自己組建的合作社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一羣看似平平無奇的農民才會成為英勇無畏的戰士。1945年，邊區以小米、金、銀和土布的漲跌為尺度，標註敵佔區(如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地)的物價指數。這從側面説明，邊區土布已經佔領了一部分敵佔區市場。不僅如此，1943年後，邊區的土布、糧食、毛衣等還暢銷到內蒙古。經常有內蒙古的商人到邊區採購。
貨幣戰之四：集市戰
貨幣流通必須有交易市場，掌握交易市場就掌握了貿易的主動權，同時也擴大了邊幣流通範圍。邊區人民也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為了減少邊幣的流通，日寇經常掃蕩我方集市。邊區民兵則設置消息樹，樹一倒，趕集的就知道鬼子掃蕩了，馬上撤離。原先的白天趕集，現改到了傍晚。為了方便交易，公營公司開辦飯店，也具有情報站功能。一收到消息，掌櫃的就會拿着賬本、大廚拿着馬勺、跑堂護送着客商走也。“土八路”跑的時候還會順便埋兩顆土地雷。雖然地雷威力小，但讓鬼子缺胳膊斷腿還是可能的。1943年，雁北民兵集市戰就炸死炸傷日偽兵八人。漸漸地，日寇不來我方集市了，但我們又必須進入敵方集市，正如宋邵文先生所説：“為了給敵人掠奪物資與偽鈔以有力的打擊，就必須靠掌握集市，擴大邊幣市場。”
1942年，敵掃蕩曲陽燕趙等地，使鞏固區變成游擊區。敵偽上市徵税，禁用邊幣，向百姓傾銷敵迷信品和奢侈品(如雪花膏、香水)之類。我方的對策，則由武工隊把敵偽警長抓住。敵把市場遷到堡壘圈(敵在炮樓四周挖有深溝故而得名)，我方派人打槍騷擾，再組織羣眾炸集。然後，我方派白皮紅心的保長與日偽遊説，將我方人員派進管理市場。漸漸地，邊幣處於流通主力，偽幣成為暗市。通過武裝打擊和合法鬥爭配合，達到擴大邊幣，減少偽幣流通的目的。
1944年，隨着軍事上的不斷勝利邊區面積不斷擴大，邊幣流通的範圍不斷擴大。在敵偽據點以及雁北的靈邱、繁峙，甚至在新解放的靈邱城附近的鄉村，都能以邊幣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這在具有使用白洋(即袁大頭)傳統的雁北是“一個新局面”。敵工部報告稱：“炮樓的日本兵從老百姓身上收出邊幣，説老百姓通匪。到了據點內跟偽軍説：邊幣很好花的，買雞的有。平漢路沿線各火車站邊幣偷偷流通。”最能體現貨幣戰勝利的，還是物價。把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的物價，和邊區、敵佔區物價比較一下，就一目瞭然了：
阜平以1938年平均指數為100，參見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晉察冀邊區銀行》，中國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頁。華北淪陷區以1936年指數為100，參見賈秀巖、陸滿平：《民國價格史》，中國物價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頁。全國、重慶、成都、西安數據參見張公權、楊志信摘譯：《中國通貨膨脹史》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頁
從圖表可以看出，邊區通貨膨脹是最低的，這是邊區貨幣戰勝利最有利、最直接、最讓人無法辯駁的證據。用聶司令的話來説，就是“敵區通貨膨脹説明廣大人民在使用邊幣。”本文中涉及到的人都已作古，如門本忠沒有親眼看到抗戰勝利，還有很多沒留下姓名的邊區商業工作者在對敵鬥爭中壯烈殉國。然而，中華民族後世子孫將永遠牢記，他們在民族危亡之際，用自己的雙手撐起中華民族後世子孫的藍天的義舉！中華民族的史冊上將永遠鐫刻着他們所立下的不朽的功勛和絕世的才華！
1945年冀中行署報告説：“今年我們邊幣從去年2.8比1到今年1比1兑換偽幣，貨幣戰取得勝利。但友區冀鈔從去年十幾比一偽幣到今年四比一。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山東“土八路”地盤以一北海幣(山東抗日跟據地發行的貨幣)兑換一角偽幣;日偽更是隻假冒過一回，就再也不假冒華中根據地貨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