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侵佔台灣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強制推行其野蠻的殖民政策特別是“皇民化運動”，妄圖通過語言強制、奴化教育、變更種姓、更改宗教和生活習俗等，來消滅台灣 民眾的祖國觀念，割斷兩岸同胞的文化聯繫，消除台灣民眾的抵抗精神，“使台灣的人和地都成為皇國的真正一環”。對此，台灣民眾進行了廣泛、深入和堅韌的抵制和鬥爭，始終體現了認同祖國、矢志迴歸的民族精神和高尚氣節。
民族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妄圖長期霸佔台灣的野蠻行徑
民族認同是民族歸屬的前提。日本侵佔台灣期間，面對日本殖民當局的強制同化和壓迫，台灣民眾始終高揚認同祖國的旗幟，在抵禦殖民文化方面表現出很高的民族同質性。
以爭取解放，返歸祖國為其鬥爭目標。台灣被割讓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中國人民為洗刷這一恥辱進行了長達50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從台灣被割讓的消息傳到台灣的那一天起，台灣人民就展開了反對日軍佔領的鬥爭。《馬關條約》簽約的消息傳到台灣，台灣民眾很快掀起了反割台的浪潮，表示“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當條約被正式批准、割台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時，台灣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自發組織起來，從日軍登陸台灣的第一天起，就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日軍由北到南，在4個多月佔領台灣全島的過程中，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共有包括近衞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內的4800名日軍官兵被擊斃，2.7萬人負傷。其傷亡人數比在甲午戰爭中日軍的傷亡人數還要多出近一倍。從1895年割台到1945年台灣光復，台灣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裏殊死抵抗，英勇抗戰，“一寸山河一寸血”，先後有65萬台胞捐軀殉國，他們和大陸為八年抗戰而流血捐軀的3000萬同胞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抗日英雄。台灣軍民用自己的頑強抵抗，顯示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堅強決心。
祖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台灣同胞無不羣情激奮，並立即將40餘年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爭取台灣迴歸祖國的鬥爭匯入到全民抗戰的洪流中。大多數台灣同胞立足本島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進行鬥爭，也有許多台灣籍愛國人士或赴海外，或來到大陸，通過各種方式支援祖國抗戰。大陸的台灣同胞組織“台灣革命同盟會”於1943年1月30日在重慶發表聲明，鄭重指出：“台灣原屬中國，台民中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保有中國血統”，並嚴正聲明，“中外戰後處理台灣問題除將台灣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為台灣人民所反對”。台灣乃中國之台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日本殖民者在島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島內台胞的鬥爭十分艱難，雖形式零散，但英勇壯烈，台灣愛國義士蔡惠如被捕入獄後，把未來寄託於祖國的強大，寫下“中原大地如春歸，綠水青山待我還”的愛國主義詩句。
貞守中華的民族氣節。強力灌輸“大和”文化及為天皇盡忠思想，培養“真正忠義的皇民”，是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核心內容。而心向祖國、不做“皇民”，則是台灣民眾始終如一的原則立場。在此方面，知識分子率先表明“堅持我們漢家兒女的傳統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為日本皇民，乃是我們不可否認的原則。……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總能像蘇武在北海，一定能夠克服多種艱難而勇敢地苦守中華兒女的氣節。”被查封前的《台灣新民報》堅持將所有電文中的“支那”皆改為“中國”，為的正是不侮辱祖國。更有一些志士仁人“終身不學日語，以示不屑與同化論者同流合污之高風亮節。”知識界認同祖國的呼號在台灣社會引起強烈共鳴，包括國小生在內普遍掀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鬥爭熱潮。高雄旗山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勇敢地在日籍教員佈置作文《我對支那戰爭的看法》中寫下“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心聲，足見抗戰期間台灣民眾的民族主義立場以及對日本侵略祖國而痛心憤慨之情。
抒發台胞的祖國情結。抗戰期間，“精神上與祖國發生交流，也可以説是台灣向祖國的‘文化的歸宗’，予台灣民族運動上的意義是非常大的。”因為當時台灣民眾的處境極其艱難，抵制“皇民化運動”的鬥爭很難公開的、有組織的進行，而只能選擇隱蔽的、分散的鬥爭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小説、詩歌、音樂就成為人們揭露、鞭撻日本殖民統治之殘暴、抒發他們渴望迴歸祖國懷報這種強烈意願的主要形式。”著名作家吳濁流在極其艱難的境遇裏，祕密寫作《亞細亞的孤兒》，以小説的形式反映了台灣同胞是多麼需要、多麼渴望來自母親的理解、愛護和幫助，更反映了台灣同胞在日本幾十年的統治之下，對祖國仍然抱着強烈的歸屬感。“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到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這是台灣文人志士通過文學、文藝作品表達的鮮明主題和共同心聲，也是廣大台灣民眾一代又一代深植內心的中國情結。
語言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強制學習使用日語的奴化教育
語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一個民族的存在特徵。認同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是台灣民眾抵制“皇民化運動”的又一焦點。面對日本殖民當局取消漢語漢文、強制學習使用日語的語言同化政策，台灣民眾想方設法説漢語、讀漢書、作漢文、演國劇，“希延漢學於一線”、“維繫斯文於不墜”。
堅持説漢語。抗戰時期，儘管日本殖民當局嚴禁使用漢語、客家話等中國語言，同時以酷吏、嚴刑、利誘等措施強制普及日語，“但這並不能扼殺台灣人民對祖國和祖國語言的強烈熱愛”。在許多學校裏，老師在場時講日語，老師走後台灣學生之間就講台灣話，甚至利用上課學習日語的收音機收聽祖國的廣播。廣大台灣民眾公開場合不得不講日語，但回到家後仍用閩南話交談，“即使是在銀行、公司、車站、市場、公園等公共場所也仍常聽到台灣同胞用漢語交談。”台灣民眾始終以漢語為鄉音母語，表明漢語深深根植於台灣民眾心中，任何外部力量和外來語言都無法取代。即使以嚴酷刑法強制學習運用日語，也無法消除他們對“國語”的情感。
持續開私塾。在殖民政府的嚴厲統制下，台灣的書房(私塾)、義塾以民間的方式奮力抗爭得以長期保存。書房和義塾的修習時限三四年到七八年不等，以讀漢書、識漢字、傳播中華民族文化為主。“儘管是一種舊式教育，但許多家長和學童卻寧願選擇書房，而不願進日本人設立的“國語”(日語)講習所或公學校。”即使日本殖民當局頒佈《書房義塾規則》，嚴格規定書房義塾須接受地方官員監督，教學內容要以公學校為準，人們對私塾的青睞也未受到影響。日本殖民當局下令封閉所有書房義塾後，地下私塾教學也從未停止，“仍然有人改變方式，作為家庭教師而繼續進行教學”。在極端殘暴的殖民統治下，義塾和書房成為台灣同胞傳播漢學的重要陣地，對台灣淪為異族殖民地後保存和延續漢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拓展漢文學。文學領域是抵制日本“皇民化運動”最喧囂的戰場。面對日本殖民當局壟斷操控文化傳媒，極力宣揚“皇民文學”、“決戰文學”，摧殘和圍剿華夏文學的不利勢態，廣大台灣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顧當局禁令，與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鉗制政策周旋鬥爭。有的致力中華文化的研究與傳播，晉江人林惠祥甚至兩次冒險返回出生地台灣，實地調查研究高山族文化，撰寫了《台灣高山族之原始文化》;有的自行結為書社，以詩吟詠唱的形式，保存漢文化，抒發中華民族的情懷。有的將大陸“新文化運動”引進到台灣，以倡導台灣新文學為名，介紹大陸的社會、學術、文學及思想，極力保存和倡盛中文。還有一些以筆為刀，在極其艱難的環境裏創作出《鵝媽媽出嫁》、《先生媽》、《模範村》、《獄中日記》等一大批優秀文學作品，熱情謳歌抗日鬥爭，批判“皇民化運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抒發台灣同胞心向祖國的理想和信心，使漢語國學在台灣的發展空間得到延續和拓展。
信仰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強令廢除傳統信仰的宗教政策
台灣民間宗教信仰是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支撐台灣民眾本根意識的重要精神支柱。抗戰時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民眾“改中國傳統的寺廟神明奉祀為神社天照大神奉祀”，台灣民眾深惡痛絕，紛紛以各種方式堅持原有信仰，抵制日本的宗教同化。
敬祀列祖列宗。對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華民族一個古老習俗。台灣民眾中佔絕大多數的漢族羣眾，相當多的人祖墳在大陸，過去多數是在清明節前後回家掃墓祭祀，以此表達對祖先、故土以及祖國的眷戀之情。這一情結，實因兩岸同宗同祖同根同種而世代相襲。“皇民化運動”期間，即使日本殖民當局禁令重重，“許多民眾仍衝破阻力，回到大陸祭祀祖先。”此外，因為祖宗崇拜與純宗教不同，它沒有統一的教義、教理系統和禮儀系統，祭祀、生活習慣很多是在民間和家庭中進行的，因此任何人、任何家庭都可在足不出户的情況下向祖宗祈求平安、避免災禍、生財發福。這種神聖而又簡單的祭祀活動，為台灣民眾在“皇民化運動”中保持民族信仰提供了生存空間。甚至在日本殖民當局強行拆毀各家祖先神主牌位的情況下，中國傳統的祖宗崇拜依然在民間悄悄流行，家庭化的傳統祭祀活動從未停止，“真正過‘皇風生活’的台灣民眾幾乎沒有。”
信仰華夏神靈。台灣民眾信仰的華夏神靈，不論是中國傳統神明還是閩台民間神靈，在“皇民化運動”中雖歷盡劫難、橫遭禁止，但威權統治澆不熄人民對神靈的崇拜，“不管怎樣變化，台灣民間信仰中的鄉土神依然備受推崇，台灣民眾依然特別看重從祖籍傳來的神靈，並稱之為‘桑梓神’。”如對航海守護神媽祖，“甚至在日據時期，閩台媽祖信仰的交流也沒有停止過，總有一些信徒不顧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渡海進香”;1934年末，全台媽祖廟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裏，增加了約100座。這表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間的媽祖信仰處於日益興盛的狀態。對保生大帝(吳本)的祭典活動，自鄭成功收復台灣後300多年從未間斷，“即使在日據時期，照樣一年一度地為吳本舉行誕辰祭典，香火依然旺盛，甚至還派人到大陸白礁等地謁祖進香。”雖然神靈信仰帶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台灣民眾主要是“將它們當作祖國文化因素而力圖加以保存，以為民族身份的堅持。”
命運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鼓吹共存共榮的皇民奉公運動 祖國大陸和台灣脣齒相依、榮辱與共。祖國的貧窮、落後，導致兩岸人民淪入屈辱的境遇，骨肉分離。這是海峽兩岸同胞對國家前途命運的共同認識。它支撐和激勵廣大台灣民眾自覺與大陸同胞同生死共患難，為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早日迴歸祖國，從根本上擺脱受壓迫、受奴役的殖民統治而不懈鬥爭。
積極投身祖國的抗日鬥爭。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政府即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間關係者，一律廢止。”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在收回東北、台灣及琉球的嚴正立場。祖國的昭告，使台灣民眾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祖國母親之關愛，進一步增強了爭取回歸的信心和決心。一批批台灣民眾歷盡艱辛返回大陸，加入到全民族抗戰的洪流中。“他們在祖國大陸先後組織了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台灣革命民族總同盟、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台灣革命同盟會等抗日組織，進行抗日活動。”激勵台灣民眾回國參戰的內在動力，是他們確信中國抗日戰爭必勝，台灣必能重返祖國。李友邦的抗日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丘逢甲的兒子丘念台在廣東東江地區組織的東區服務隊等抗日組織，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廣泛的宣傳，反映了台灣同胞對祖國抗日鬥爭的勝利和台灣一定能回到祖國懷抱的堅定信念。
堅持抵制日本的盤剝徵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殖民當局在加緊對台灣經濟盤剝的同時，開始掠奪人力資源，強徵台灣人為“大東亞聖戰”賣命。台灣各族羣眾進行了堅決抵制，反強徵土地、房屋、勞役和“國防經費”等鬥爭此起彼伏。1941年3月，日本帝國主義為修建屏東至台東的軍用公路，強徵高山族人民的土地、房屋，並強迫他們充當勞役，“激起200多名被徵役者的憤恨羣起襲擊日警駐地，殺傷日警20多名，然後退入深山。”台灣民眾的反戰之舉使日本帝國主義非常惱怒，他們不得不經常從大陸戰場押回一些台籍士兵以進行“懲治”。但這些士兵並未被懲治嚇倒，他們在花蓮港、屏東、新竹、高雄等地祕密組織反戰團體，以“寧受軍法制裁，不願調華作戰”為口號，進行了英勇的反戰鬥爭，使日本殖民當局極為狼狽。那些被迫徵召入伍的台灣戰士大都不願為日寇充當炮灰，有的隨軍回到大陸後臨陣倒戈，“自日軍軍營中投誠”，加入台灣義勇隊等抗日武裝，利用“熟諳日語”的優勢，“時常協助刺探軍情、詢問日俘等工作”，為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積極爭取自身的翻身解放。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融入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民主運動的一環。”抗戰時期，島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如同其他抗日誌士一般”，在白色恐怖嚴重威脅又缺乏領導與組織的條件下，自發地發動“響應祖國的反日鬥爭”。儘管“青年思漢”事件等最終都歸於失敗，但反抗者大義凜然、忠貞不渝、寧死不屈的鬥爭精神，無疑是台灣民眾反日愛國精神的真實寫照。在爭取翻身解放的鬥爭中，共產黨發揮了積極作用，“直接領導炸燬著名的久留米油庫，炸死日兵10餘名，重傷20餘名，焚去可供日寇平時6年需用的汽油。”同時“還領導了霧社高山族人的反徵兵暴動，以及破壞日寇軍需生產、破壞鐵路交通等鬥爭。”歷經無數次政治、文化鬥爭失敗後，台灣民眾更加懂得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他們常常以“徵兵參戰”為契機，奪取槍械進行武裝抗日鬥爭。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壯丁300人被徵入伍，準備開赴大陸戰場，在領得槍械後，立即“譁變”，當場倒戈，消滅日寇30名，在隨後的激戰中又消滅日寇145名，然後持械退入山中開展游擊戰。此類事件，台北、高雄甚至在日軍機關中均有發生。這些無不表明，在祖國大陸抗日鬥爭形勢的影響下，台灣人民發揮了高度的勇氣與智慧，為實現光復、迴歸祖國，與日寇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懇請祖國政府收復台灣。早在1939年6月，台灣有關革命黨就曾經再三呼籲國民黨政府：“向政府請求設置台灣參議員”，“希望在祖國領導下成立光復軍”。同年4月，台盟會在重慶發起“復土復省運動”。在“台灣日”宣傳大會上，台盟會常務理事宋裴如發表演講，表達了廣大台灣同胞盼望台灣迴歸祖國的強烈心聲：“我們今天的要求(目標)很簡單，台灣和別的淪陷區不同，600萬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國的温暖的懷抱來。我們很清楚，我們除了這條路以外，更沒有別的路可走！同時，我們有權利要求祖國表示收回台灣的決心，宣佈台灣是一塊失土，和其他淪陷省份一樣看待……”“老實説，收復台灣失地，已不只是台灣人民的責任，而是全國同胞的共同責任，我們非常誠懇的要求黨政當局及祖國同胞負起這種共同的責任。”
50年的歷史證明：在抗日戰爭中，台灣同胞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生力軍，展現了台灣民眾世代相傳、愛國愛鄉的強烈情感和不屈的性格，證明台灣民眾是在特殊環境下成長的英雄人民，是祖國的好兒女。他們的犧牲、奮鬥，為祖國、為中華民族爭得了尊嚴。在新世紀新階段，同源、同根、同種、同文的所有炎黃子孫都應以史為鑑，認同祖國，同形形色色的“台獨”活動作堅決鬥爭，共同維護華夏一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