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方強敵入侵，傳統的以中華為中心的封貢外交體系隨着大炮和洋槍的轟鳴聲支離破碎，隨之而來的西方先進思想衝擊着中國古老的法治觀念。
面對國家的落後與衰弱，中國開始學習西方國家，走上了艱辛的近代化之路。在那個時代，有一個人為中國近現代法學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名字叫王寵惠。
第一個中國大學畢業的大學生
王寵惠，字亮疇，祖籍廣東東莞，1881年出生在香港一基督教家庭。他的父親十分注重對於子女的教育，不僅為他們聘請家庭教師講授儒家經典，還適時地把他們送入西式正規學校學習。王寵惠幼年入聖保羅學校學習英文，課餘隨周松石學習《論語》、《孟子》等，很早就開始接觸中西方文化的他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設立北洋大學堂，開始在全國招考學員，北洋大學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它全面引進了西方教學模式，不僅教員多聘請外教，就是所開設的課程也是移植西方國家的設置，以法科為例，它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幾何、化學、天文、萬國公法、商務律例、民間訴訟律等二十門，所用課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王寵惠在香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為法科學生。
時光飛逝，轉眼就到了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這是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王寵惠畢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19歲的他以北洋大學第一名最優等生的身份，領到了考憑(即文憑)，這張文憑是我國有據可查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文憑的原件現存台灣。《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一書收入了該文憑的影印件。作為我國第一所新型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王寵惠獲頒的是“欽字第壹號”文憑，因此他所持的文憑被認定為我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而文憑的持有者王寵惠，也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在本土大學畢業的大學生。
迴應嘲諷的智慧幽默
畢業之後，王寵惠先就教於上海南洋公學，稍後赴日本留學，專攻法政問題。1902年轉赴美國留學，在獲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又赴歐洲繼續研究國際公法。他不僅獲得英國律師資格，還被選為德國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這也是亞洲人中第一位入選該學會的學者。
在那個時代的西方社會中，華人的地位及其低下，許多外國人都十分瞧不起華人。王寵惠在國外時極力維護華人的形象。有一次在倫敦參加宴席時，席間有位英國貴婦人問王寵惠：“聽説貴國的男女都是憑媒妁之言，雙方沒經過戀愛就結成夫妻，那多不對勁啊！ 像我們，都是經過長期的戀愛，彼此有深刻的瞭解後才結婚，這樣多麼美滿！”王寵惠笑着回答：“這好比兩壺水，我們的一壺是冷水，放在爐子上逐漸熱起來，到後來沸騰了，所以中國夫妻間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後慢慢就好起來，因此很少有離婚後事件。而你們就像一壺沸騰的水.結婚後就逐漸冷卻下來。聽説英國的離婚案件比較多，莫非就是這個原因嗎？”
力挺孫中山的維新志士
説起王寵惠的一生，有一個人對他的影響最為深遠，他的名字叫孫中山。孫中山與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私交甚篤，王寵惠孩童時，孫中山在他家旁邊的雅麗氏醫院附屬的西醫書院習醫，常常與王煜初研討革命理想。所以在王寵惠的成長過程中，無論在留學海外還是後來涉足政壇，孫中山都給予了他極大的幫助。東渡日本留學期間，於1905年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和隨後進行的反袁鬥爭的追隨者。他曾擔任《國民報》英文部撰述，從事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宣傳工作。孫中山不僅在經費上贊助過海外求學的王寵惠，還經常勉勵他積極探究中國的法律問題。
1911年，而立之年的王寵惠初涉政壇。王寵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個重要職務，是孫中山力挺出任的。1912年元月，孫中山就職臨時大總統，提名王寵惠為外交總長。當時有人提出王寵惠資格不足，建議起用外交經驗豐富的伍廷芳。但孫中山力挺王寵惠，稱“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之。”而對於老將伍廷芳，孫中山在會見上海的報社記者時，則強調民國建國之初立法很重要，對伍廷芳另有重用。但孫中山的本意，是希望任用年輕的王寵惠，將外交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這樣，對王寵惠也是莫大的支持，為他今後在國際舞台上施展外交才能，成為第一個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中國人做了鋪墊。
但好景不長，僅僅當了3個月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1912年3月，王寵惠的第一次政治經歷就隨着袁世凱的上台匆匆落幕。但王寵惠在法學方面的造詣也得到了袁世凱的賞識，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命唐紹儀組織新內閣，王寵惠被選為司法總長，這也是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總長。面對袁世凱的獨斷專行，身為司法總長的王寵惠“事事鹹恪守約法”，以欲限制之，又是3個月，王寵惠的仕途因袁世凱的竊國行為而中斷，也宣告了他自己政治理想的破滅。
被忽悠的“好人”總理
雖然前路艱辛，但王寵惠並沒有從此一蹶不振。
沉寂10年，王寵惠東山再起。此時的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時期，以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等人為核心的一羣知識分子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國無寧日，是因為“好人”不願參與政治，讓壞人當道。為此，他們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
1922年4月，直系在對奉戰爭中取得勝利，將北京政府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對直系來説，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現有總統宣佈為非法，只有在這個前提下，自己的首領曹錕才有望登上總統寶座。為此，吳佩孚想出了恢復1916年舊國會的奇招，即以“恢復法統”為名，將南方總統孫中山、北方總統徐世昌一併宣佈為非法。這個建議一出，立即為直系各派所接受。
這個時候的吳佩孚，不僅是直系內部舉足輕重的實力派人物，也是社會上享有較高聲譽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吳佩孚與別的軍閥不同，他有過反對安福系親日賣國行徑、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光榮歷史，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軍人。認為將北京政府置於他的控制或影響下，能給飽受“無政府”或“壞政府”之苦的人們，多少帶來一些希望。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和期望，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組建一個“好政府”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和信心。就這樣，在1922年9月，在直係軍閥吳佩孚支持下，王寵惠等人組成“好人政府”的願望成真，
緊接着，在多方呼應的有利氣氛中，“恢復法統”的努力很快見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吳景濂為首的150多名舊國會議員在天津開會，通電全國，即日行使職權，取消南北兩政府，另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佈辭職。曹錕、吳佩孚領銜聯合十省區的督軍、省長，通電“恭迎我黎元洪大總統依法復職”。稍後，孫中山也在陳炯明的逼迫下離開廣州大本營，南北總統問題宣告解決。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銷1917年6月的解散國會令，半數以上的舊國會議員隨後聚集北京，中華民國一時間“法統重光”了。而王寵惠的個人政治生涯也在此時達到了巔峯，出任國務總理，並組閣。由於政府閣員中容納了不少“好人”，更由於總理就是由“好人”王寵惠出任的，所以這屆政府在當時又被稱為“好人政府”，或“好人內閣”。
可惜“好人政府”在軍閥混戰的特殊年代，各方矛盾極其尖鋭，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和武裝力量的支撐，也缺乏人民的廣泛支持，無力控制當時的混亂政治局面，後來，甚至連胡適等“好人們”也有所不滿。所以僅70天，王寵惠執掌的“內閣”就倒台了，仕途不暢的王寵惠離國，到海牙出任國際法庭候補法官。
學貫中西的法學大腕
王寵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驕傲的，應該是他在法學上的貢獻。王寵惠憑藉其天才般的語言天賦，在法學研究上的突出貢獻，為國際法學界寫下了濃重的一筆。1907年，王寵惠將德文版的《德國民法典》翻譯為英文。這是當時歐洲最早的《德國民法典》英譯本之一，此譯本出版後立即博得世界法學界的讚譽，成為了英美各大學法律學院指定的必讀課本。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到訪台灣時，也要親自拜訪王寵惠，因為尼克松上大學時，教材正是王寵惠翻譯的《德國民法典》。
不願與袁世凱同流合污的王寵惠辭去司法總長後，轉而受聘中華書局任英文編輯部主任，不久後出任復旦大學副校長。雖然不在官場打拼，但這段“清心寡慾”的時間卻讓王寵惠在法學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詣，他深入研究《臨時約法》，先後著有《憲法芻議》、《比較憲法》等影響深遠的書籍。王寵惠在中國民法和刑法上的貢獻也為人所稱道，1928年，王寵惠開始主持修訂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礎上，起草了《刑法草案》。這一草案廢除了舊刑法中受傳統禮制影響的內容，確立了在刑事懲罰方面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草案最終於1928年通過，即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頒佈的刑法典——《中華民國刑法》，王寵惠因此被譽為中華民國第一法學家。《中華民國民法》編訂也有王寵惠的功勞，他學貫中西的背景，使這部法典注重對西方先進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顧了中國傳統的民間習慣，達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為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法學家之一，王寵惠又打破了一項全國紀錄。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寵惠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成為了海牙國際法庭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法官。擔任國際法官，王寵惠堅持以公平適當的原則處理國際糾紛，他所表現出來的法學修養和紳士風度，世界各國的學者和政治家無不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寵惠也不忘維護民族尊嚴，常常有力回擊西方世界對黃種人的歧視。1924年王寵惠遊歷法國時，法國最高法院特別邀請他做演講，以此表達對他的敬意。這一隆重的禮遇，充分顯示了王寵惠在國際法學界的重要地位。
靈動思辨的“犀利哥”
王寵惠敏捷的思維、犀利的詞鋒，常常讓瞧不起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寵惠奉命出席國際聯盟會議。會上，日本代表以輕蔑的口吻挑釁王寵惠説：“你是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呢，還是代表東北滿洲國政府？”王寵惠立即站起來，義正詞嚴地大聲回答：“我代表貴國承認的那個中國政府。”頓時各國代表掌聲雷動，日本代表自討了個沒趣，悻悻而退。
1943年，王寵惠代表國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國召開的開羅會議時，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捍衞主權的決心。11月26日，三國代表正式會商《開羅宣言》一事，英國代表別有用心地將“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當然歸還中國”改成“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此言一出，王寵惠當即表示中國不能贊成，若如此含糊，只説日本應該放棄而不説應歸何國，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英國代表表示日本放棄即代表歸屬中國，但王寵惠堅持不得含糊，否則會議公報將喪失其價值，若不明言歸還中國，則盟國聯合作戰，反對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顯了。美國代表也贊同王寵惠的提法，最終英國照中美意見寫明“滿洲、台灣、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王寵惠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他對聯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並被委以潤色和審定聯合國憲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王寵惠一生品德清正、學識悠長、仕途通達，如果按照中國傳統，以“立德、立功、立言”來衡量一個人終生成就的大小，那麼，王寵惠是近代中國在這三個方面都達到很高層次的不多的達人之一。縱觀他的一生，至死都沒有改變他的士君子人格。據説，由於他平生不貪名利，結果，當他晚年生病的時候，困頓得都拿不出錢來治病，而只能靠別人的捐贈清償醫藥費。除此以外，如果不因人廢言，我們也得坦率承認，王寵惠給我們留下的豐厚的法學和外交思想遺產，至今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1958年3月15日， 77歲的王寵惠在台北去世，這個新聞並沒有在祖國大陸掀起什麼波瀾，此後更是湮沒無聞，直到今天，大陸學界才對他略有關注。王寵惠雖早已離我們遠去，可是卻給我們留下的豐厚的法學和外交思想遺產，至今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文/劉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