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英國、法國和日本的報紙經常散佈對中國不利的新聞，尚未安頓下來的宋慶齡便籌備在歐洲設立一家中國新聞機構，以糾正外國報紙對中國局勢的歪曲報道。
1927年8月，為抗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也為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宋慶齡趕赴莫斯科訪問，繼而前往德國柏林，自此在歐洲待了近4年。
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長久以來，人們所瞭解的只是口耳相傳後的文字描述，相關的一手史料在公開場合從未露過面。在宋慶齡陵園開幕的“宋慶齡致楊杏佛黎照寰書信特展”，首度揭祕宋慶齡旅歐4年的行蹤，填補了這一缺憾。
楊杏佛、黎照寰早年都曾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共同的政治抱負使他們成為宋慶齡的莫逆之交。此次展出的宋慶齡寫給兩位摯友的42封書信，展示了她對實現孫中山革命理想的探索和思考，也坦露了她身為妻子的真情實感。
在柏林籌備設中國新聞機構
其中，宋慶齡寫給楊杏佛的15封書信集中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填補了宋慶齡旅歐時期的生平空白。這些信件顯示，旅歐近4年，宋慶齡大多數時間待在柏林。柏林給了宋慶齡“從未有過的自在感覺”，她認為這裏是“搞任何研究工作的理想環境”。因而，看到英國、法國和日本的報紙經常散佈對中國不利的新聞，尚未安頓下來的宋慶齡便籌備在歐洲設立一家中國新聞機構，以糾正外國報紙對中國局勢的歪曲報道。為此，她寫信邀請楊杏佛偕家眷到柏林來幫助她，同時物色了幾位可信賴的外國人幫忙。
逗留柏林期間，宋慶齡到多處參觀考察，並積極與德國共產黨人接觸。根據宋慶齡1930年4月17日寫給楊杏佛的信件內容：1930年4月1日，宋慶齡在搬家途中遺失一隻手提箱，箱內裝有她所有的文件、密碼、家族紀念品和代友人保管的現金，這之中，最讓她感到憂慮和緊張的是遺失的文件非常重要。她寢食不安，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國警方報案，還找了一個私家偵探處理此案。宋慶齡陵園管理處研究室主任張潔明告訴記者，雖然信中沒有提及這些文件的具體內容，但據推測是與德國共產黨人來往的資料，她擔心這些文件落入反動派手中。
身為妻子對孫中山感情深厚
此次展出的宋慶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給黎照寰的27封書信，流露出她身為妻子的真實情感。眾所周知，宋慶齡對孫中山感情深厚，遇到孫中山的紀念日，她總是積極參與籌備活動，但鮮少出席紀念會議。因為宋慶齡不想人們逼着自己回憶與孫中山的往事，這對她而言意味着再次經受失去愛人的痛苦。
在1956年11月寫給黎照寰的信中，宋慶齡坦露了她的心聲：“我懇求你，告訴那些詢問關於我與孫博士共同生活情況的人，我不能接受他們的要求，因為每當我試圖去回憶我和孫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傷口就被撕開。為這個原因，我不打算參與任何類似的紀念會議。每當人家紀念這樣的日子，我卻是在經歷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