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生有17個兒子，嘉慶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長、立嫡”的皇位傳承原則，排行靠後且是庶出的永琰，幾乎沒有繼承大統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確實沒有把他列入考慮範圍。
但老天似乎總是故意與乾隆過不去，嫡次子永璉、嫡七子永琮相繼夭亡，其他皇子也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時候，他的14個兄長中有8個已經死去，就連深受乾隆寵愛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幾年後早逝，諸皇子中可備乾隆選擇的範圍已經變得非常小了，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從剩下的幾個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擇儲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地成為乾隆皇帝為數不多的兒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聰明睿智、才氣橫溢，做事很有主見;永琰性格內向、性情凝重，為人規矩仁孝。
在大清國力日益衰減的情況下，按説由永瑆這樣一位性格鮮明、頗有主張的皇子來繼承皇位，應該是最合適不過的，但事實上，乾隆卻把皇位傳給了永琰。
乾隆選擇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則，就是後來者必須不容置疑地遵從他的意志，不打折扣地繼承他的政策，不遺餘力地維護他的權威，並把自康熙以來開創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
永琰忠厚老實、規規矩矩、重視仁孝，對乾隆的話一向言聽計從，無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選嗣標準，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夠看得出乾隆對永琰的態度和用心，就連當時來京的朝鮮使者也多次向朝鮮國王彙報：“永琰為人持重、度量豁達，最為乾隆皇帝喜愛。”
其實，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永琰做接班人，還有一個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放權。
儘管乾隆皇帝曾有過“朕八旬有六歸政”“不敢與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數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聵的時候，越發把至高無上的皇權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一絲一毫也不肯相讓，哪怕這個與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親兒子。
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繼續風光地把持朝政，這是乾隆皇帝在風燭殘年時最關心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只有選擇一位恪守仁孝、老實巴交、唯父命是從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果然，乾隆在傳位的同時明確宣佈：“凡遇軍國大事和用人事宜，決不會置之不問，仍要親自處理。”
退位後，乾隆仍然自稱為“朕”，他的諭旨稱為“敕旨”;對前來進貢的朝鮮使者有板有眼地説道：“我雖然歸政，但大事還是我辦！”;他藉口已經在養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這裏才“安全吉祥”、便於召見羣臣，無論如何也不肯搬出去;為了限制嘉慶，他還一度上演了“傳位不傳璽”的鬧劇。
本來嘉慶即位改元后，全國上下應該統一使用嘉慶新曆，可宮廷中還是用乾隆年號，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後，錢幣應該改鑄“嘉慶通寶”，可那幾年卻是乾隆、嘉慶兩個年號的通寶各鑄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稱的嘉慶，只能沒頭沒腦地做了幾年有名無實的“二皇帝”。
不能否認，永琰還是很有資質的，他勤奮好學，6歲讀書，13歲通五經，之後跟從多個師傅學習今體詩和古體詩，文化基礎非常堅實，尤其是在從14歲被祕密立儲到35歲登基的漫長的20多年中，他經受住了具有豐富政治經驗的乾隆皇帝的時時觀察和種種考驗，並最終被確立為下任皇帝，都説明永琰的品質、才幹絕非等閒。
不過，他的這種資質才幹，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從、按部就班、因循守舊等方面還算説得過去，但用在安邦治國、開拓進取上就會顯得異常地蒼白無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昇平，憑嘉慶的能力做一位賢明的太平君主應該沒什麼問題，但乾隆後期國庫衰竭、國力衰弱，朝廷政治腐敗，官場貪賄成風，各種矛盾一觸即發，沉醉於“康乾盛世”光環下的大清帝國“外面看着轟轟烈烈，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剛猛手腕、鐵血政策的“能君”來扭轉乾坤、力挽狂瀾。
可惜嘉慶皇帝沒有遺傳到前面幾任皇帝治國能力和開拓氣魄的基因，雖然勤政圖治，一心想着有所作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實、波瀾不驚的守成君主。
嘉慶親政後，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對於改變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卻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清代中衰之勢，嘉慶始終開不出一個根治日趨嚴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藥方，對一大批“尸祿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嚇，最終徒呼“奈何”而已。
他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認識，卻不能真正有效地對付外來侵略者，他在位期間，土地高度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手中，農民大量破產、流亡，政治比乾隆後期更加腐敗，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蓮教和魯、豫天理教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紛紛爆發，此後，曾經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敗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衰敗下去。
因為好大喜功而窮兵黷武，把原本強盛的大清帝國折騰出衰敗跡象來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認他的統治出現了危機，他甚至還在發着“大清帝國，誰與爭鋒”的高燒，甚至認為自己留給子孫的仍舊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