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典罵蔣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不畏強暴，不媚時俗。劉文典在安徽大學學潮中的表現，即為其鮮明一例。
“北伐”勝利之後，南方氣象一新，各省都興起辦學之風。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學校設在當時的省府安慶）校長。是年 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時恰值“虎而冠者”蔣介石抵安慶，見此情此景十分惱怒，認為安徽學風不正、學潮囂張是共產黨活動猖獗的反應，決心嚴懲。29日下午，蔣介石傳劉文典覲見。
而在此前，劉文典就曾揚言：“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祕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劉文典自視甚高，蔣介石挾北伐之功，更是盛氣凌人。兩人一見面，便展開了脣槍舌劍。關於當時場景的描述，至少有七八個版本。筆者擇其3例較為平實、可信者列於後：
“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着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我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衞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劉兆吉/文）
“……蔣卻一再追逼劉文典交出肇事學生。劉文典‘出言頂撞’，蔣介石大為震怒：‘爾事前不能制止，事後縱任學生胡作非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我此來為安徽洗恥，不得不從嚴法辦，先自爾始。’劉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蔣介石為‘新軍閥’。蔣隨即嚴令隨從陳立夫，將劉文典送交公安局關押。”（《安徽師大學報》1988年第2期，張正元、楊忠廣/文）
“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的學生。劉卻當面頂了回去，説：‘我這裏只有教師學生，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煩請委員長不要插手學校的事情。’説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送進了監獄。”（《近代學人軼事》，葉新/文）
劉文典終於被押進大牢。蔣介石還揚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傳出後，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多所中學的學生400餘人，聚集在省府前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同時，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中國公學校長鬍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晉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別致電蔣介石，歷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一説陳立夫也從中斡旋。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解散安徽大學一事也不再提起；但附一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時，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説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
因説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祕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安慶文史資料》總第7輯，楊起田/文）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下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贈聯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了蔣的獨裁專橫，頌揚了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
自此，劉文典從一個薄有文名的讀書人，成了享有盛名的公眾人物。
3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説：“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説得更精彩：“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曾經藐視袁世凱那樣，對着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香港信報·聽雨樓隨筆》）
當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袁軟禁。袁逼他求饒，但章寧死不屈，用七尺宣紙篆書“速死”兩個大字貼在壁間，以示決心；還託人買墳地，自題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病死，章才被釋放。
愛惜羽毛
除了勇鬥蔣介石，劉文典的氣節還不止於此。
劉師培是劉文典的業師，他十分敬佩老師的學問。因劉師培後來投靠袁世凱，在思想上消極保守，劉文典從此便很少與之往來，言談中也鮮少提及他。
在“國民代表打國民”的那天晚上，劉文典在給胡適的信中説：“典這兩天眼看人類十分墮落，心裏萬分難受，悲憤極了，坐在家裏發呆，簡直揀不出一句話來罵那班‘總’字號和‘議’字號的禽獸。”（《劉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頁）
不過後來，他還是禁不住嬉笑怒罵了一番解氣：“想起這些人來，也着實覺得可憐，不想來怎麼的罵他們，這總之還要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有力量收買了他們，卻還要那麼胡鬧，那麼這實在應該重辦，捉了來打屁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沒有錢給他們，那麼這也就只好由得他們自己去賣身罷了！”（《北大感舊錄·劉叔雅》，周作人/文）
1931年，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派）知道劉文典反蔣，曾多次函請劉赴粵共事，並匯來重金相聘。劉卻決然婉謝，將鉅款退回，歎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麼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同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卧軌請願。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願。劉成章因體質差，卧軌時受了風寒，請願歸來後患病亡故。這更激發了劉文典對日本人的仇恨。
1937年北平淪陷後，劉文典未能及時南下。日本人通過周作人等多次勸誘，請他出山教學、任偽職，都被劉斷然拒絕。劉的態度激怒了日本人，他們兩次搜查劉在北平北池子騎河樓蒙福祿館三號的寓所。面對日本人的搜查，劉橫眉冷對。他本善日語，但卻以“發夷聲為恥”，在日寇面前不講一句。他常以“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告誡自己。（《劉文典傳略》，諸偉奇/文）。
此後，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隻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玲教授，劉便向其打聽周作人的景況。吳説周以“家中還有老小”為託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説：“連我這個吸鴉片的‘二雲居士’都來了，他讀過不少的書，怎麼那樣不愛惜羽毛呀！”（《憶劉叔雅先生數事》，吳曉玲/文）
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與他同居一寓，但劉管廷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後，劉文典十分氣憤，先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後又説“新貴往來雜沓不利於著書”，逐其遷居。
全國解放前夕，胡適打算把劉文典弄到美國，並已為其聯繫好了學校，還為他一家三口辦好了簽證，買好了機票。在這人生的十字路口，劉文典卻拒絕了胡適的安排，並説道：“我是中國人，我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文人本色
劉文典不拘常規，別開生面，不僅表現在講課中，還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學生曾形容在大學任教時的他：“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裏，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着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裏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着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鋭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
劉文典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説文章精義，連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有人稱劉“儼如《世説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有一次，劉文典上了半小時的課，便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卻忽然宣佈説：“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裏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着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5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説：“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有一次，他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後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他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
不久，劉文典身着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裏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然後拿起粉筆，轉身在旁邊架着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4個大字，並解釋説：“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劉曾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説：“這是陳（寅恪）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對向自己説：“這是劉某人！”
一日，劉文典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
劉文典一意鑽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日，有人偶爾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後，喃喃地説：“我沒有聽説過他，我沒有聽説過他。”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説：“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4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唯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説：“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有一次警報響起，劉文典挾着一個破布包，從屋裏躥出來，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竄。在路上，他正遇到沈從文奪路而奔。劉文典頓時火起，停住腳步，側過身對沈大聲罵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為學生講《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文化火種；可你這個該死的，跑什麼跑啊！”
劉文典多年潛心研究莊子，出版了十卷本的《莊子補正》。陳寅恪為之作序，推崇備至。曾有人向劉問起古今治莊子的得失，他大發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某人。”
每當劉文典開講《莊子》時，吳宓等幾位重量級國學教授便前往聽講。劉見了並不打招呼，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當講到自己認為出彩的節骨眼上，便戛然而止，抬頭張目望着坐在教室最後排的吳宓，慢條斯理地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呵？”吳聞聽後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劉叔雅》中這樣描繪劉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説話也粘着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擅自離校，到雲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並且據説此公還喜歡逛窯子找妓女；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只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了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一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授。在他旁邊，校方還安排一個雜役提着茶壺隨時為他加水。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了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聞一多遂堅決主張不再聘用。王力教授為劉講情，説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裏的劉文典，哪肯嚥下這口氣？他一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家營找聞一多論理。兩人情緒衝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一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了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最後，劉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熊慶來執掌的雲南大學，任雲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